2026年一季度，在国内经济稳步复苏、经常项下顺差大幅增加、美联储降息预期和美元阶段性走弱等一系列因素助推下，人民币呈现温和升值态势，市场随之出现了一些担忧。笔者认为，本轮升值并未出现非理性的迹象，汇率波动趋于稳健。

今年以来，人民币呈现温和稳步升值态势，整体涨幅可控、走势平稳，符合稳健升值的市场预期。横向对比同期全球主要非美货币兑美元的表现，不难发现，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虽高于欧元（0.5%），但又不及澳元（6.6%）、巴西雷亚尔（8.2%）、墨西哥比索（3.5%）等其他货币，升值节奏相对适中。

市场因素推动为主

3月下旬，受美联储推迟降息、中东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因素影响，美元持续走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有所回落，汇率走势随外部环境与市场情绪灵活调整，充分说明本轮人民币升值是以市场因素推动为主，并未偏离合理均衡区间。

本币升贬值本身具有相对中性的特征，对经济部门影响各有利弊。从汇率经济学理论视角来看，在本币升值过程中，出口、进口替代等部门或将面临一定压力，而进口、对外投资、服务业等部门将从汇率升值中直接受益。因此，单一部门的波动，不等同于整体经济的收缩。不宜轻易地作出人民币升值必然引发经济收缩的判断，而应立足宏观经济整体框架，从“收益─损失”综合平衡的视角，尽可能客观、全面、审慎地进行分析，避免得出线性和局部的结论。

汇率也只是影响出口的诸多变量之一，而非决定性因素。出口贸易兴衰，归根结底取决于全球需求景气度、国内外贸政策、本国高新技术发展、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产业链完整性、出口商品结构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汇率波动仅能起到辅助调节作用，难以主导出口走势，甚至会出现阶段性的反向走势。

从过去二十多年的经验看，人民币汇率与出口之间没有很强的趋势性关联。例如，加入WTO的头十年，人民币呈快速升值态势，而中国出口年均增速均高达21%，显示人民币升值并未对出口增长形成明显冲击。此后的2011-2020年十年间，人民币汇率相对平稳，但出口增速渐趋放缓。2020年以后，中国外贸展现出更为明显的全产业链竞争优势和强大的韧性，汇率波动对出口的影响进一步下降。

而从2025年初至2026年4月中旬，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近7.0%，人民币中间价对美元升值约4.6%，直接原因包括：一是出口市场日趋多元化，东盟、非洲、拉美等南方国家占比大幅上升，美欧市场占比降至约25%。二是经济增加值较高的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占出口的比重越来越大，约达三分之二，日益成为中国出口的“压舱石”。

再反过来看，本币贬值也未必有利于刺激出口和提振经济。传统的“J曲线效应”与“马歇尔─勒纳条件”之所以得出“贬值利好出口”的结论，是基于一个过时的隐含前提：即假定一国出口产品完全依托本土要素（劳动力、土地、本土原材料等），几乎不依赖进口投入；同时进口品仅用于国内最终消费，不介入生产环节。在此封闭性生产假设下，本币贬值才会直接转化为出口产品外币价格下降、进口消费品价格抬升，进而出现出口扩张、进口收缩的效果。换言之，本币贬值的结果被简单等同于“出口成本降低”与“进口门槛提高”。

吸引外资持续流入

从全球经验审视，汇率变动与宏观经济表现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经验已经证明，本币贬值未必能提振经济，无序暴跌反而可能加速危机爆发；在宏观条件允许的背景下，适度、有序的本币升值则完全可以与经济稳步增长并行。其最终效果取决于贬值或升值的动因、幅度及国内经济结构的韧性。

从负面案例来看，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因外汇储备匮乏、外债高企、经济结构单一，叠加资本外流冲击，本币出现断崖式贬值，进而陷入恶性通胀、债务违约、经济崩溃的恶性循环。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泰铢等货币大幅贬值，引发企业倒闭、银行破产，经济短期内深度衰退；近年来，土耳其、伊朗本币持续暴跌，进口成本飙升、外债负担剧增，通胀居高不下，居民购买力大幅缩水，经济则陷入长期停滞。

反之，本币升值背景下实现稳步增长不乏范例，通常依托于产业升级与内需驱动。上世纪中后期，尽管德国马克、新加坡元面临升值压力，但这些国家凭借强大的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核心竞争力，成功将成本压力转化为技术革新动力，迫使产业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同时，本币升值降低了进口成本，提升了国民实际购买力，从而刺激了内需消费和服务业发展。

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正处在依托于科技进步、产业升级、外资流入和内需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人民币应该也已经进入了双向波动下温和升值阶段。技术创新发展推动新质生产力大幅跃进，带来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持续上升，提升出口部门结构不断高级化。人民币温和升值降低了进口成本，增强了境内居民的实际购买力，从而刺激亟待发展的内需和消费；同时有助于提升人民币资产的国际价值，吸引外部资本持续流入，推动国内产业转型和内需发展。可见，人民币合理升值带来的产业转型、内需发展和外资流入，正是当前中国经济所迫切需要的。

从国家战略角度看，建设金融强国是“十五五”、乃至更长一个时期中国面临的重要任务。建设金融强国不但需要以人民币作为货币基础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金融体系，同时还需要人民币汇率运行在合理的水平作为保障。从国际金融中心发展历史来看，没有本币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保持强势，就不可能形成全球一流的国际金融中心。

符合经济增长趋势

人民币汇率水平应以供求关系为基础，同时一国货币当局也有必要为实现经济金融发展选择有利的汇率政策目标。近十年来，无论从经济增长水平、国际收支状况、通胀水平哪方面看，人民币客观上都具有充分的适度升值理由，只是美国持续打压致使前期人民币汇率大幅承压，未来一个时期人民币阶段性呈现温和升值态势是顺理成章的，也是大势所趋。

政府可发挥“守夜人”的积极引导作用。不可否认，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仍会有一部分转型升级较慢的传统制造业，尤其是相关行业的中小企业不可避免会受到影响，这类企业普遍存在盈利水平低下、抗风险能力弱、汇率管理经验欠缺、融资渠道单一等痛点，极易因汇兑损失压缩利润空间、丢失海外订单，甚至面临经营困境，进而影响行业稳定与就业大局。

针对上述问题，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可建立常态化监测机制，及时对企业的承受能力进行动态监测、实地调研和精准评估，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升值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方面，可联合金融机构开展专项培训与上门指导，鼓励和引导出口企业运用远期结售汇、外币掉期、出口押汇、信保融资等外汇理财工具及正规金融衍生产品进行汇率风险管理，帮助企业提前锁定汇率风险、稳定经营成本，打消企业接单顾虑。

另一方面，对受汇率变动影响较大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小微出口企业及困难从业人员，可采取针对性的金融支持、税费减免、财政补贴、出口退税提速等纾困帮扶举措，优化信贷审批流程、降低融资成本，切实缓解企业资金压力，从而稳定企业预期与市场主体信心，推动传统制造业稳步转型升级。

综上，由市场供求基本面驱动而非投机资本恶意炒作引发的人民币温和升值，是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建设金融强国过程中必然伴生的现象，是人民币国际化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顺应当前中国经济运行规律的最优解之一。对人民币温和升值不必过度担忧，更不应谈“升”色变，而应秉承客观理性的态度，以从容、自信的战略定力，引导市场预期，推动中国出口从“汇率敏感型”增长向“价值驱动型”增长平稳过渡，加快科技进步和产业转型步伐，加强内需和消费发展。

（作者为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