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规划应该要有一个具体的行动清单。”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邓希炜接受《大公报》专访时表示，香港的五年规划“其实应该一早出台”，过去的经验已经证明，只靠短期的政策难以解决香港的房屋、贫富悬殊等“老大难”问题。而五年规划也可以更好帮助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贡献国家经济发展。

邓希炜认为，产业政策已经被证明在推动科技和生产力进步很有成效，他希望政府推动的产业发展带来“外溢效应”，给产业之外的更多市民和企业带来经济利益。\大公报记者 黄钇淼

“我觉得其实应该一早出台。”对香港是否需要五年规划，邓希炜直言，香港过去依靠“小政府”的政治思维去推动经济发展，但多年积攒下来的“老大难”问题，例如居住成本、贫富悬殊、年轻人就业的选择不多、人口老化等等，一直都没有一个长远的解决方案。

他说，大家一直都知道这些问题存在，但很多时候坊间无论学者、市民还是政府官员，都觉得资本主义、市场主导就等于不需要经济规划，所以每一年香港只靠特首的施政报告和财政司的财政预算案这两个重要的报告作为来年的经济政策，一年一年地推动下去。“但现在见到这些问题积攒下来是很难解决的。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自己的五年规划，一方面解决香港的老大难问题，另一方面更有效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第三就是贡献国家的经济，特别是发挥‘联通世界’的国际桥梁作用。”

盼增产业发展“外溢效应”

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表示，特区政府这份五年规划，将经过社会充分讨论。邓希炜希望，政府可以全面了解香港不同阶层的实际情况，低收入阶层有什么困难，中产阶层有什么压力，高收入的阶层可能也会担心香港一直以来的资本主义有什么变化。“更深入一些，这份规划一方面要对接国家、支持国家发展，另一方面也要为现在的700多万香港人和将来可能来香港发展的人提供一个愿景，他们来香港可以怎样发展他们的事业和家庭。”而在支持产业发展之余，这些产业发展也应该给我们香港市民带来福祉。

对于规划的内容，邓希炜希望要有具体的行动清单。“对于发展哪些产业，我们应该有足够的指导方向了。现在聚焦的‘三中心一高地’就是很明显的一个目标。”他指出，财政预算案已经很清楚地提出“金融＋”和“AI＋”两个方向。在“金融＋”的方面，也就是怎样用金融去赋能实体经济产业转型。“金融赋能要做的更好，不是让金融界的人赚到钱这么简单，而是要制造外溢的效应，帮助更多的企业，例如说初创企业。”

他说，这些具体的行动可以包括贸易金融，例如现在很多出海的企业可能未必做得到“内保外贷”，也就是用广东的厂在香港抵押贷款，但可以考虑让他们使用买家的订单在香港作为抵押。“这些具体的行动其实很多时候不需要政府出钱，政府只要给他们一些指引，或者拆墙松绑，其实见到有钱赚的话，市场自动就会去推动这些措施。”而政府的投资可以集中在基建方面。

配合多元化经济转型

被问到政府来做规划会不会有“选择赢家”，反而扭曲了资源配置的问题。邓希炜笑称，如果能选出“赢家”，那最后香港也能一起赢，最怕的是不会选，选到了输家。“‘选择赢家’本身没有问题，怕的是选错。所以我觉得不应该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产业政策，而是思考产业怎样可以配合香港完成多元化的经济转型。”例如现在的“金融＋”、“AI＋”，不会偏帮哪一家金融或AI公司，而是从大方向上以产业发展作为目标。

至于资源配置的问题，他直言，短期内市场要接受一定程度的扭曲，可能不是每间公司都涉及被支持的企业，从而能得到支持，这过程中市场需要调整。例如一些竞争过度或者“内捲”的现象，都可能是产业政策的短期副作用。但长期来看，我们看到产业政策在科技和生产力进步的方面是很有成就的。

邓希炜指出，社会可能要接受，市场调节也不是万能的。“完全的市场调节可能会造成另一个可能性。就好像熊彼得（Schumpeter，奥地利经济学家）19世纪30年代已经讲过的，完全的自由市场到最后可能只有几个寡头企业在操控市场、垄断市场，接下来他们会赚很多钱，导致贫富悬殊。这也不是一个最好的长远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