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柳梢刚透出些微绿意，旧历的年便踩着腊月的寒气，一步近似一步了。

这便是我童年全部念想的来处。走在田埂上，河边的风褪去凛冽，阳光薄薄地敷在脸上，空气清冽如井水。眼前的一切，都晕着一层毛茸茸的、醉人的光。盼过年，说到底，盼的是一身新衣。新年衣裳，是母亲在年关前，扯了布，请走村的裁缝师傅到家量体裁出的。大年初一清早，那套叠得方正正的、带着棉布浆洗后特有硬挺感的新衣，总会静静躺在枕边。穿上时，布料摩擦着脖颈，有一点陌生的、令人兴奋的痒。那不仅仅是件衣裳，它是一个确凿的宣告，宣告一切都可以是新的。

真正的年，是从奶奶门前那口石臼甦醒的。那是全村的“捣水糕”的声响，沉甸甸，闷咚咚，一下，又一下，夯进腊月的肌理里。石臼是祖传的，被岁月与无数人家的糯米打磨得温润。有一年，它不堪重负，竟裂了一道纹。生产队赶着打造了新的，那“咚、咚”的巨响才重新接续上，仿佛村庄沉稳的心跳。浸好的晚米，在巨大的木甑里蒸得云雾缭绕，倒入臼窝，两个精壮汉子便操起沉重的石杵，此起彼伏。那是最需气力与默契的活儿。米团在石杵下由颗粒变成绵柔的一体，最后成了洁白莹润的糕花，被迅速搬到案上。女人们灵巧的手，将其揉捏成一个个光滑的糕柱。我们孩子则眼巴巴等着，切下一小块烫手的“糕头”，捏成小鸡、小兔，用火柴头点上睛。次日，这些生灵便静静立在竹匾里，通体洁白，比雪人更有神气。它们最后的归宿，常是灶膛的余烬，煨得外皮焦脆，内里滚烫软糯，那是世上最早的、关于创造的滋味。

腊月廿二、廿七的集市，是年的前奏。我们将平日捡拾的蓖麻籽，宝贝似的捧到收购站，换得几角皱巴巴的毛票，转身便挤进人堆，买火药纸与小鞭炮。一张赤褐色的火药纸，小心地撕下一粒“火药”，再更小心地分成四份。那分量，便是我们全部的魔法。将它填入自制的“蹲地炮”铜管，往地上一磕，“啪”一声脆响，夹着淡淡的硝烟味，快乐便简单而震耳。这自制火药的微光与声响，是电光鞭炮无法给予的、关于危险的甜蜜试探。

廿四灶神节，家家户户“扫尘”。那时，房前屋后多有猪舍，一头猪吭哧吭哧养足一年，就为年终的犒赏。宰猪是件大事，空气里弥漫着一种丰饶的紧张。平日里肠胃缺少油水，这便是一年辛苦凝聚的顶点。年夜饭，家家户户做“食饼筒”，一张柔韧的面皮，裹进十几种丰盛的炒馅，卷成饱满的一筒，先在中午祭了祖，晚上再满足自家人的口腹。这滋味，是扎实的、圆满的。

真正的热闹在除夕夜。入夜，家家传出铁铲与铁锅刮擦的脆响，沙沙，沙沙，是清水沙在炒着花生、薯条、黄豆。那焦香混着柴火气，从每扇门里飘出，交织在村巷清冷的夜空下，织成一张温暖的网。人们边炒边尝，谈笑声混着“毕剥”的脆响。这一夜要守岁，说是要亲眼见证年岁的增长。大人们聚着打牌，喝茶，剥着刚炒好的花生。我那时总觉这规矩有些“迂”，守与不守，年岁不都一样添吗？便常捱不过睏，在弥漫的香气里沉沉睡去。母亲也不会真叫醒我。

年初一，在零星的鞭炮声里醒来，新衣裳的口袋已被母亲装满炒货。我们呼朋引伴，在清冷的晨风里跑着，口袋里花生窸窣，手中“蹲地炮”不时炸响。早晨照例要吃芋头豆腐红枣粥，寓意“有余头”。我曾私下嫌它寡淡，母亲只说：“老例儿，吃了心安。”中午是昨夜余下的食饼筒，晚上是荠菜馅的馄饨。日子被旧例安排得妥帖安稳。

年初二不动烟火，家家做馒头、发糕。到了初三，才正式走亲访友。跟着祖父，去他的晚辈家，一盘炒年糕，一碗炒面，主客的欢笑都在腾腾热气里。正月十四是台州的元宵，我们吃糉子，看舞狮。爷爷曾在狮队里，在家还摆过架势教我马步。如今，狮鼓声远，那个扎着马步的身影，也成了我回不去的乡土。

正月十八，一碗馅料丰足的“落灯扁食”下肚，年，才算郑重其事地过完了。一切热闹敛了声息，像一场大戏终于落幕。如今，新衣随时可穿，年糕机器压製，鞭炮也换作电子声响。可儿时的年味，却像那石臼桩糕的闷响，一下，又一下，沉沉地夯在记忆的最深处。那是一种用所有感官共同铭刻的、关于仪式、期盼与团聚的古老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