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看过的电影，印象至深的是《南京照相馆》，一部以普通人的微观史视角切入的抗战题材作品，照出了大历史缝隙中的微光，那是良知与大爱、高贵与尊严、和平与希望。

最喜欢毓秀这个人物，她是唱戏的，是替日本人做翻译的王广海的情人。王广海向她描述日本人打了胜仗后就是他们的好日子，她感到困惑。她说：

“万一日本人输了，你就是汉奸，我不就成了汉奸老婆？”

“我从小唱戏，唱的是穆桂英、梁红玉，我懂的……”

“商女”也知亡国恨，这简洁有力的一笔，以小见大。中国人忠孝节义的价值观，多来自话本、说书、戏曲故事等小传统文化，这一笔也是侧写其他几个人物，危难关头面临生死大义抉择的有力依据。不可否认，中国戏曲有一部分高台教化的功能。然而它传递出的中国价值观，放在任何时代，都是生而为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毓秀是个唱戏的人，谈不上什么知识和文化，但保家卫国、刚健婀娜的穆桂英、梁红玉这些戏中人物，给了她人格的滋养和节义的薰陶。而这些更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精神底座，是万古不变的传统文化内核。

巴黎的文化地标莎士比亚书店始于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店主是个美国女子，名叫西尔维娅．比奇。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里屡屡提及书店和它的主人，他形容西尔维娅是“认识的人里再没有一个待我更加和善的了”。后来莎士比亚书店被迫关门。因为二战期间，西尔维娅拒绝把自己珍藏的最后一本《芬尼根的守灵夜》卖给一个德国的纳粹军官，得罪了纳粹。

毓秀和西尔维娅这两个女子，一个来自中国的文艺作品，一个来自上世纪战火中的西方世界。当面对抉择时，良知超越一切，她们澄明勇敢，昂扬铮铮，明辨是非善恶，没有灰色地带。

敢于鲜明亮剑的人，无愧于己，无愧于天地，他们注定会被时代记住。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父母从书店买回巴金的《随想录》。那时我还是小学生，哪里识得巴金？但《真话集》却引起了我的好奇。因为，“不许撒谎”，是我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准则，怎么反倒一个会写书的人大张旗鼓地以“真话”为书名。难道那些不以“真话”命名的书，都是假话吗？

于是我读了《真话集》里的文字：“真话毕竟是存在的。讲真话也并不难。我想起了安徒生的有名的童话《皇帝的新衣》。大家都说：‘皇帝陛下的新衣真漂亮’，只有一个小孩子讲出真话来：‘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早在一八三七年丹麦作家汉斯．安徒生就提倡讲真话了。”

我发现原来巴金和我一样，都看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里，我认为那个小孩是最聪明的人，可那些大人不都是从小孩子长起来的吗？怎么长成大人就都变蠢了呢？我读不大懂。

当时想这大概和贾宝玉说的那句话差不多：未出嫁的女儿是无价之宝珠，出了嫁就变出许多不好的毛病来，珠子还是珠子，却是颗死珠子了；再老了，连珠子也不是，竟是鱼眼睛了。反正人长大了，就会平添出许多不是的毛病来，不清爽了。

后来，我知道巴金的《真话集》，是写于“文革”后期和改革开放初期，被誉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之作”。在书里，巴金真诚地回忆了那段艰难岁月，以直面历史和自己内心的真诚，反思生而为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责任与良知。他态度鲜明，痛斥谎言、呼唤真话。

当年读不懂的文字，其实一直在影响着我。直至我成为了大人，深知坚持讲真话，是一个多么艰难的抉择。因为，讲真话往往要付出代价。相比之下，假、大、空的套话要容易得多，毋须成本，更毋须什么真知灼见，你好我好哈哈哈之后一片和谐。于是，明哲保身成为了生存智慧，君子不立危墙之下，片叶不沾身。

孔子最讨厌是非不鲜明的人。他说：“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乡愿”是指乡里人都说好的“好好先生”“老好人”。

从古至今，“乡愿”是一个群体，打着道德的旗号，却毫无道德准则，一切以不得罪人为原则，遇事和稀泥、捣浆糊，或保持沉默、或模棱两可、或随波逐流，混淆是非界限。有时，他们则以“糊涂好人”面貌出现。

我最怕和糊涂的好人打交道，身心俱惫，倒不如面对一个真实的小人。起码，小人不无知，明刀明枪颠倒是非黑白，趋利避害。而没有界限的糊涂好人就比较麻烦了，根本说不通。他们昏昏然，以醜为美、以恶为善，清水搅成浑水。

越是小地方，人和人的关系越密切，越是盛产“乡愿”。这或许是因为小地方对人、对所谓的“人情味”，时有错误期望。而“乡愿”们也有群像：有一定社会地位，八面玲珑，左右逢源，屹立江湖多年不倒。孔子以一“贼”字狠批，指这类人是打着高尚道德幌子的贼，有害无利。

孟子也说：“阉然媚于世也者，乡愿也。”媚于世者，是以讨好这个世界为生存目的之人。乱世，不一定只有战火纷飞。当一切世事以讨好为目的，美与醜、善与恶、是与非的界限模糊不清，人心乱了，世道也就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