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东墙边，曾有一棵黄杨树。说不上它是什么时候长成的，只知道有八九十年了。树幹不过碗口粗细，枝叶却探过了墙头，比屋檐还高些。

小时候常缠着父亲，想听些关于这树的故事。我那时总盼着，一棵活了这么久的树，总该见过些人间的悲欢离合吧。可父亲说不出什么来，只说他记事起这树便在了。父亲是防疫站的医生，身上总带着一股我不太喜欢的药水味。那棵树，他大约是没时间留意的。

我是独生女，母亲在外地工作，童年的日子多半只有我自己。没有玩伴的时候，便去问父亲：“我跟谁玩呢？”父亲给我买过小人书，还有一副积木，可每次问完，我还是靠到了那棵树的树干上。那时我不懂，一棵树怎么会懂得一个小孩子的寂寞。可除了它，墙角的花、地上的蚂蚁，又有谁懂呢？

记忆中，黄杨的树幹并不光滑，在一人高的地方有一道翻捲的疤痕，怎么来的，没人知道。树幹也不粗，长了八九十年才这么一点，据说木质极紧，长得慢，但也正因为紧实，是刻印章的好材料。树皮白白的，看着干净，像洗旧了的粗布衣裳。叶子只有小拇指大，绿得鲜脆。当时我还发明了一种玩法：捡起一片叶子，猛地往桌上一摁──“扑”的一声，叶子齐崭崭断成两截，那声音清脆得很，好听极了。有时在外面受了委屈，也不跟父亲说。回到家，径直走到树底下，靠着树幹蹲下来，自己一个人待着。起来的时候，裤子上便沾满了白色的树皮末子。

黄杨的花是淡黄色的，米粒大小，不惹眼。花谢了，便结出果子。果子薄薄的皮里，藏着些红豆大小的东西，碧绿溜圆，下面有三只小小的脚──我便叫它“小板櫈”。每到秋天果子成熟落地，我就用手帕包起一大包，藏在我放积木的抽屉里，想玩的时候，搬个小板櫈爬到椅子上，把那手帕包取出来，一层层揭开。然后坐在堂屋前的石阶上，在天井里摆一张小桌子，把那些“小板櫈”排成一排，嘴里念叨着：“小朋友，排排坐，一二三，三二一。”有时用它们拼成刚认得的字，有时分成两份，左手跟右手石头剪刀布，看谁赢谁输。藏起的“小板櫈”能陪我玩到第二年的春天。

每年春天，父亲都要给树剪枝，怕它扫了屋顶的瓦。剪枝的时候我总是最兴奋的，仰着头，挥舞着双手，喊着：“下来了，下来了！爸爸，你快折下来！我也要上去！”枝叶就在我的欢呼声中哗啦啦落下来。我们把叶子捋掉，枝干晒乾了生火──那时家里还没有煤炉，只有一个砖砌的灶台。父亲说黄杨木最熬火，用它烧出的锅巴格外香。我常拖着一根长长的树枝，费力地塞进炉膛，手上脸上被火烤得发烫，听着噼噼啪啪的声响，便也高兴地跟着哇哇地叫。

七八岁那年，我曾用花盆埋下几颗“小板櫈”。现在想来，那大概就是一种自己也说不清的心境──巷子里传来“丢沙包”“跳皮筋”的笑声，我却只能对着这棵树；可埋“小板櫈”时，我又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那棵树，把它种下去：是不是就能一直有它陪伴？过了些日子，埋下的种子竟冒出嫩芽来，慢慢长成一尺多高。父亲离休后把它修剪成一个盆景，非常漂亮，只是我每次看见它，还是会想起那些个下午──想起那个扒着门缝对着外面看了又看、最后还是回过头来对着树的小女孩。

后来我上学了，生活也变好了，有了新的玩具，有了同学朋友，有了写不完的作业，也就不再想起与它对话了。甚至有一阵子，我有些怕别人知道那棵树的存在──好像那棵树是我一个人的秘密，说出来就会被拆穿。老师的评语里总有“个性孤僻”四个字，我不知道这与那些独自玩“小板櫈”的午后有没有关系，每当父亲看到这几个字时，总会摘下眼镜，用袖口轻轻擦一下镜片，再缓缓地念出来。而我就会下意识地想起那个只能跟树叶和果实说话的自己。那种想起里，带着一点说不清的委屈──仿佛整个童年，只有它知道我所有的沉默。

树枝还是年年修剪，只是家里早已用上煤炉，那些枝叶也不必再晒，我们便直接拖去垃圾箱里扔掉，再也不曾回头看一眼。

旧城改造时，老屋要拆了，黄杨树自然是带不走的。我站在院子里望着它，望着老屋，风没有来，叶子自己落了一片。我抬手抹了一下眼角。这些年过去，我也早已不是树下那个蹒跚学步的小女孩，可它好像一点没变，还是那样粗细，还是那样青绿。回想起来，我竟从未见它枯黄过。

父亲叹道，把它送到人民公园去罢，那里或许有它的同伴。他说这话时没有看我，而是望着树冠。顿了顿，又说：“它孤单了这么多年，也该有个去处。”──那天他身上没有药水味，大概是特意换过衣服了。

移树那日我没在家，父亲在电话里让我放心，还说专家看了，认定这是棵百年老树，会好好保护。我去公园寻过它，可是满园绿树，再也分不清哪一株是我的了。也好，它有了那么多伙伴，想必是快活的。

再后来搬了几次家，那盆盆景也不晓得去了哪里。连同那点小心翼翼的期盼，一起丢了。

有时在夜里，还会想起那棵黄杨。即使它还在，我想，也不会再有人去玩“小板櫈”，去为一片叶子的脆响，欢喜半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