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圣贤也会犯错。孔子就曾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可见是有“过”的。他还曾自我检讨：“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钱穆《国史大纲》论述元代社会阶级时提到：“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此见陶宗仪辍耕录。”然而，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并没有这个记载。

以前学者皓首穷经，翻查典籍，摘抄笔记，可能仍会百密一疏。当今科技发达，大量古籍都已形成电子化的数据库。轻点滑鼠、键盘，海量资料顷刻可得。已经足可证明，各种版本的《辍耕录》皆无“九儒十丐”。这一说法的最早出处是一些南宋遗民在元初的著作，如谢枋得《叠山集》、郑思肖《铁函心史》等。故而应是钱穆先生误记无疑。

另一位历史大家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引用陆九渊《荆国王文公祠堂记》：“裕陵之得公，问唐太宗何如主。”在“裕陵”处注释“按：神宗庙号”。这个无需考证，乃有史学功底者就可一望而知的常识错误。神宗，即宋神宗赵顼，其庙号即是“神宗”，谥号为“英文烈武圣孝皇帝”，死后葬在永裕陵，亦可简称为“裕陵”，此为其“陵号”，而非“庙号”。这一低级错误，应为教授的无心之失。

而像钱穆先生对“九儒十丐”出处的误引，或许是对记忆裁剪失误造成的想当然。《南村辍耕录》是元人笔记的顶流，是著史者最常用的工具书之一。然这一误引，确容易误导读者。毕竟以钱穆的学术地位，大多数读者对书的内容是深信不疑的。当然，此类讹谬，不可以微瑕而掩瑜，但亦大可不必去刻意忽视瑕，为尊者讳。实事求是，始终为治学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