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指出，过去港英政府强调“积极不干预”，以“小政府，大市场”自居，常常将“政府不会给予特定产业特别支持”挂在嘴边。但事实并非如此，当时的政府也会对想要扶持的特定产业给予特别的政策支持。例如，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香港的核心功能是贸易中心，港英政府为了进一步促进香港的国际贸易产业发展，在1966年成立了贸发局这一法定机构。

摆脱传统成立基金派钱模式

方舟说，实际上，香港一直在社会福利、房屋政策、都市规划、交通基建等方面都有中长期规划。从“十年建屋计划”开始，《全港发展策略》、“电动车普及化路线图”、“十年医院发展计划”这些都是有非常具体指标的中长期规划，但主要涉及民生、社会福利、交通基建甚至环保方面。

“比较有挑战性的其实是经济和产业发展方面的规划，这方面也确实是香港的弱项。”方舟指出，在回归前后，政府亦有以成立基金的模式，给予一些产业支持。但这种更多是以派钱为导向的被动式支持，只要业界申请后政府能将钱派出去，就算完成任务了，不一定能够为产业发展带来最佳效果。

方舟说，政府过去曾经提出一些计划和构想，但大部分最终也“得个讲字”。关键是这些基本都只是愿景，背后没有具体的策略方案、分阶段目标和路线图，以及如何实现各阶段目标的跨部门统筹协调安排。

“香港制定五年规划也是提升政府执政能力和管治效能的重要实践。”方舟强调，从政府的角度，香港需要在摆脱传统被动式的成立基金派钱模式之外，提升对产业理解和把握的能力。首先要理解期望发展的产业在全球的发展情况，产业地图和产业链分布情况，同时也要理解目前国家在这些产业中的发展位置和发展策略。“然后要思考香港如何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在这些产业链的细分环节谋求合适的地位，并配合国家在这些产业的发展策略。只有在理解这些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去制定五年规划的目标，然后具体地吸引香港真正需要的核心企业来落户，从而构建出产业生态。”

他以香港的邻居澳门为例，从2016年开始，已经制定过两个五年规划，现在正准备制定第三个五年规划。“从澳门前两个规划的文本变化看，能够观察到澳门自身的规划能力是有所提升的。”他说，在澳门第一份五年规划中，民生方面制定的量化指标较多，集中在医疗、教育、环保和社会保障上，对经济发展和推动产业多元化着墨较少。但在第二份五年规划中，可以感受到澳门在经济发展、推动产业多元化以及与大湾区的协同发展较第一份有所加强。

设监测评估考核 助有效落实

方舟指出，五年规划的另一关键是制定后如何有效落实。参考国家在五年规划期间采用的动态监测、中期评估及总结评估机制，香港在制定出五年规划文本后，也要有相应的配套监测、评估、考核与责任机制，提高规划执行力和落实力。五年规划会涉及许多跨部门协调的内容，这也对政府内部的跨部门协调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五年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不单是各个政策局完成分内的事，而且要充分考虑政策的复杂性，通过协调好各个部门保持政策取向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