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科技型企业通过香港出海是近年来一股新的趋势，特别在金融科技、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智慧城市等新兴产业，香港在资本市场、应用场景、知识产权、检测认证等方面都发挥出独特的优势，因此成功吸引了不少内地科技型企业通过香港迈向国际。据投资推广署的资料显示，2023-2025年间香港成功吸引了超过1480间企业在港开业或扩展，首年总投资额约2000亿港元，创造超过21700个职位，不少来自创新科技及金融科技等高增长行业。

笔者认为，这些企业出海的案例很值得总结，更重要是思考如何把握这个机遇与本地产业结合，营造一个可以根植于香港发展的产业生态，把香港从企业出海平台进一步迈向“产业孵化─成长─产业集群”的全生命周期培育体系。

当前，香港提速建设北部都会区，未来将为这些企业在港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载体，但企业的投资决策是一个综合的考虑，包括一个地区的制度、税收、生产要素成本、资本市场活跃度、产业配套、交通运输、人才、营商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当然少不了政府在产业规划和培育方面的能力建设。

发展“隐形冠军”专精特企业

第一，纵观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经验，工业化比较成功的地区基本上都有一些领域在全球产业链当中扮演关键的角色，当中有那么几家企业是行业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在全球占据重要的地位。据不完全统计，全球隐形冠军以德国最多、美国次之、日本第三。赫尔曼．西蒙是德国顶尖管理学家、隐形冠军理论创立者，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研究德国出口奇迹时发现：德国出口强势并非仅靠大众、西门子等巨头，而是数千家细分领域“小巨人”企业，他总结了隐形冠军企业的几个成功法则，当中有一条是极致专注，聚焦单一细分赛道，拒绝多元化。香港提出了多个领域的发展方向，但试问有哪一个细分赛道能做到极致专注，在全球产业链当中可以占有一席之地？笔者认为，德国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谋定1-2个细分赛道，专注发展属于香港的隐形冠军和专精特新企业。

第二，有学者最近比较了中美两国高层政治精英在教育和职业背景方面的差异，能够明显地看出工程师等专业人才在中国的重要地位。这类官员在工程或自然科学领域接受过专业培训、拥有职业经验的政治精英，他们在中国政治领导层占有重大的份额，内地多个省份的高层领导不少都拥有专业的技术背景和工作经历，这些专业经验、资源和人脉，对于推动该地区在科技发展和产业发展方面都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这一点也很值得香港借鉴，与前一点是密切相关。具有专业背景的技术官员，对于推动香港发展隐形冠军和专精特新是很重要的因素，这也是内地不少省份的成功之道。香港的优势是国际化程度高、人才荟萃、制度相对灵活，应该多引入国际级的专家，推动香港的科技和产业发展。

以制度创新释放商业潜力

第三，制度和机制创新是关键。比如，香港在资本市场的改革，成功吸引了不少内地的生物科技和专精特新企业赴港上市。再如，香港之前修订的无人机法规《2025年小型无人机（修订）令》，对香港无人机与低空经济是关键制度突破，直接打开高载重、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空间，释放重型无人机商业潜力。河套的发展，关键也是制度的突破。纵观内地很多地区之所以取得快速的发展，关键是靠先行一步的改革开放和制度创新。香港具备“一国两制”的特殊优势，未来应该大胆进行破旧立新，以制度创新进一步释放商业潜力，从而吸引更多的优质企业赴港发展。

综上，笔者认为要抓住内地科技企业出海的机遇，香港不仅要扮演通道、平台的角色，更需要深入研究如何与本地的产业结合，让这些科技型企业在香港生根发展，同时要转变思维，专注发展隐形冠军和专精特新企业，在某一细分赛道形成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而要做到这一点，香港需要更多技术型官员在政策、资源和国际网络上有力推动，以及在制度和机制上大胆创新，释放商业潜力，以吸引更多优质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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