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国两会圆满闭幕，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正式发布。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表示，地缘政治变乱交织，全球供应链与经贸秩序正经历剧烈重构。在此关键时间点，特区政府正全速编制首份香港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为香港的经济韧性与民生愿景绘制清晰蓝图。笔者认为，此次五年规划的编制，绝非行政措施的简单变化，而是一场管治思维的范式转移。这标志着特区政府告别长期奉行的“积极不干预”转向积极作为，形成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相结合的治理新常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主动重塑香港的发展，为国家所需贡献香港的经验和力量。

当前，地缘冲突和局部热战愈发激烈，多个主要经济体增速放缓，各国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深刻影响着全球市场。尽管香港去年录得3.5%的经济增长，且货物出口在输往内地与东盟的驱动下大幅回升12%，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美西方的所谓“去风险化”，实际是在动摇香港作为全球中转枢纽的根基。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等机构监测，近年来外资在跨区域资产配置上更倾向于“友岸外包”布局，导致香港在非传统领域的直接投资（FDI）增速正面临结构性压力。

从“窗口”到全链条“战略节点”

笔者认为，这种外部环境的倒逼，使得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不仅是一份行动清单，更是一套主动的发展策略。当贸易保护主义成为常态，关税战硝烟四起，香港规划的战略重心除了巩固提升传统优势外，更要抓紧国家支持香港建设“十大中心”的机遇，加速向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和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等传统和新兴等领域多元发展。这种从“金融窗口”向全链条“战略节点”的转型，实质上是在地缘博弈中，用好“一国两制”下的制度优势，为国家筑起一道功能多元的战略屏障。这不仅是为了在国际封锁中发挥“安全阀”作用，更是确保香港在全球价值链重组中，继续保持不可替代的地位。

如果说外部压力提供了规划的动力，那么管治思维的转向则是规划成功的内因。长期以来，特区政府治理思维被“积极不干预”“大市场、小政府”等无形规条所限，未有积极引导行业发展，这导致了产业结构的固化。特区政府编制首份五年规划，无疑是政府勇于担当、敢于变革的表现。政府将分散的产业、土地、基建、人才等政策纳入“产业带动、基础设施先行”的架构。这种从“守护人”蜕变成“领航员”的转向，标志着特区政府不再仅仅是规则的维护者，而是成为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战略合伙人”。

笔者认为，这种“有所为”的转向，本质上是特区政府放弃了对“自由放任”的迷思，转而寻求一种更具主动性的治理效能。这种转变虽然会伴随着行政体系内部的文化冲突与磨合，但却是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的必然选择。

更重要的是，这场治理范式转移最终必须落脚于社会发展与民生进步。笔者深感香港社会最深层的焦虑来源于“预期缺失”。五年规划可以通过对“新型工业化”带来的优质职位、房屋供应目标（如《长远房屋策略》的指标化执行）以及基层医疗体系的转型承诺，实际上是在为市民提供一份具备可信度的未来清单。当市民看到政府正以“五年”为维度去系统性地应对结构性矛盾，那种对产业空心化的不安与对生活成本的恐惧，才有可能转化为共同奋斗的社会共识。

北都将成制度“破壁”试验场

“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这为香港五年规划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地理优势与制度支持。香港与国家战略的对接，绝非简单的产值加总，而是深层次的同频共振。在对接过程中，香港不应只是简单地承接产业转移，而是应将北都打造成为制度破壁的试验场。笔者认为，香港在国家战略中的独特价值，正取决于其能否在北都这片物理空间上，调和出既能兼容国际规则、又能对接内地产业效率的“第三种路径”，将自身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发展的溢价。

香港五年规划的时代愿景，应是构筑一个具备自我演化能力的生态体系，重点在于实现“科企初创筹融资”与“耐心资本”的深度耦合。衡量规划成效不应只聚焦于短期的增长数字，而在于它能否成功开拓出一个让香港年轻一代及来港人才看得到上升阶梯、摸得着时代脉搏的多元社会结构。当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压力转化为产业转型和社会进步的动力时，香港将在国家“十五五”黄金战略期内实现经济结构的蝶变，并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贡献不可替代的香港力量。

香港青年时事评论员协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