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时期是国家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是在“十四五”圆满收官的基础上，进一步破解制约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层次矛盾问题，在既有优势基础上培育更多新优势，以实现到2035年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

“十四五”时期，中央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内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参与、助力国家全面开放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打造共建“一带一路”功能平台。“十五五”规划纲要则提出，坚定不移维护和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支持香港巩固提升竞争优势，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包括健全香港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支持香港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香港发挥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中的重要窗口作用。

在“十五五”时期香港应如何主动出击、主动和深度对接国家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的发展，笔者有三点建议：

深化“超级增值人”角色

探索创新规则对接国家规则制度开放。香港本身具有国际化的优势，在标准、认证、商业惯例和文化上与国际接轨。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香港可选取特定领域，透过重要合作平台或试点形式，探索包括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在内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和标准互认。通过探索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规则，有助加快实现内地与国际在体制机制上“软对接”。

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例，作为中国境内唯一一个地理上横跨两种社会制度、经济和司法体制的地方，是国家级的国际先进科技创新规则试验区。笔者建议，通过河套合作区创新体制机制的经验，例如内地部分数据“过河”，香港可在更多领域上探索将内地与亚洲以至国际的规则体系相容相通，深化香港“超级增值人”角色。

担当海外企业的精准“转换器”。笔者在过去一段时间和很多海内外的政商界代表交流了解到，自美国挑起关税战以来，海外企业更积极寻求分散风险的“安全港”，利用香港的高度国际化优势去开拓业务，并作为跳板进入内地市场，而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

海外企业看中香港是中国唯一实行普通法的地区，有着自由的金融体系、低税率，以及CEPA等优势，再加上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家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香港是大湾区核心引擎之一，先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有助海外企业策略性地“软着陆”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更多内地省市。截至2024年底，香港仍然是内地最大的直接投资来源地。

笔者建议，香港应该用好“两制”的优势，不能只当“转口港”，更要成为海外企业进入内地的“转换器”。例如人工智能监管方面的法规，便被普遍认为内地比西方国家更先进。当外企直接将海外模式“引进来”套用，容易遇上水土不服。香港的“跳板”角色和专业服务优势，则能为有意进入内地市场的海外企业“增值”。

不断深化国际化元素

发挥高质量“出海平台”角色。内地不少大企业已在不同国家发展，自身已具备国际化能力，然而内地超过五千万家的中小企在出海时，往往会遇到文化差异、水土不服、法律合规等痛点，香港的国际化优势和专业服务，正正可以为有意出海的内企提供解决方案，透过助力内企技术、服务、生产“出海”，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亦为香港相关行业带来新的机遇。

以本港纺织及製衣界为例，每年透过会议及研讨会方式，联系内地的行业单位和东盟的业界代表，助力他们有序地“出海”。笔者建议，相关部门可加强官方及半官方机构的角色和作用，协助本港商会与内地及海外相关行业组织对接，通过香港工商界的国际商业网络，用世界“讲得通、听得明”的语言，传播国家的理念及全球发展倡议，继续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的民间交往，打造多层级多领域的交流平台，推进民心相通。

香港亦要继续发挥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金融、商贸、语言、文化、生活等层面不断深化其国际化元素，不断全方位提升作为中国境内的国际大都会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在新时代中助力国家从多方面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香港贡献。

立法会议员、经民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