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要提高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水平，完善服务业发展政策体系。国务院也于日前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精神，广东省今年2月24日召开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正式发布《广东省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白皮书》，强调两业协同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必然要求，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迫切需要，也是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重要支撑。3月26日，广东省委省政府又印发《广东省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融合发展2026年行动方案》，加快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在更全要素、更宽领域、更高水平上协同发展、深度融合。4月28日，广东省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首要任务，携手港澳健全协商合作机制，打造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化合作格局，共同建设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把大湾区建设成为辐射全省全域、引领国内国际的强劲引擎。

在广东省如火如荼推进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规划布局的同时，香港亦正在密锣紧鼓编制自己的首份五年规划，也应当借鉴广东经验，重点关注当地的优势支柱产业——现代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问题以及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发展问题，这一协同不能仅局限在香港自身，还应考虑在粤港澳大湾区以及广东省等更大范围。

实际上，香港服务业与广东制造业的协同发展，正经历从“物理互补”向“化学融合”的深刻转型。本文基于分工深化、全球价值链、内生增长等理论，按照“制度─产业─空间”三维分析框架，系统梳理香港服务业从制造业衍生、北移转型、制度深化到“超级增值人”的四阶段演进历程。研究发现，当前两地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发展已产生具有显著成效的五大典型模式，但也面临制度规则衔接“碎片化”、产业升级结构性博弈、创新生态未及有效贯通等深层次问题。结合最新政策动向，建议从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力社会协同发力，推广“双向飞地”“专业服务业券”“场景牵引”等机制，推动两地产业融合迈向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与价值链协同。

一、理论基础：从分工深化到产业融合

现代产业体系以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为重要特征，这一命题的理论渊源可追溯至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开创性地指出，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其深度和广度决定了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空间。将这一分工逻辑延伸至产业层面，生产性服务业正是制造业内部分工深化的产物。随着制造业企业规模扩大和竞争加剧，研发设计、物流运输、金融服务、市场营销等原本内嵌于制造企业的职能，因追求专业化效率而逐步剥离，独立化为专门的生产性服务企业。这一“外化”过程不仅降低了制造业的内部组织成本，更通过专业化服务供给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价值链（GVC）分工的深化为理解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微笑曲线”理论形象地揭示了价值链各环节的价值分布：位于曲线左端的研发设计、右端的品牌营销占据价值高地，而处于曲线底部的加工组装环节利润微薄。这一理论框架的重要引申在于，制造业的竞争力不再单纯取决于规模或产量，而高度依赖于其对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整合能力。向研发设计端延伸，意味着需要高水平的研发服务、工业设计、技术咨询支撑；向品牌营销端延伸，则离不开市场研究、品牌策划、数字营销等服务要素的深度嵌入。Porter的竞争优势理论进一步指出，生产性服务业通过提供专业化、知识密集型的中间投入，成为制造业升级的关键辅助产业，其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势。

传统工业化时代，两业融合多表现为简单的上下游协作，以物理要素的线性叠加为主，呈现低附加值的弱耦合关系。进入智能化时代，以人工智能、物联网为代表的数智技术重构了产业融合的底层逻辑，推动线性价值链向“生态共生”的价值网络转型。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背景下，Romer的内生增长理论为两业协同提供了重要支撑。当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时，服务环节的知识密集特性与制造环节的经验积累相结合，形成“创新─生产─再创新”的良性循环，这正是大湾区“香港科研＋广东制造”模式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理论根基。

基于上述理论演进，本文提出“制度─产业─空间”三维理论框架用以分析香港服务业与广东制造业的协同发展模式。制度维度关注规则衔接与要素流动，核心在于破解“一国两制”下的监管差异；产业维度关注价值链升级与服务增值，重点考察生产性服务业如何通过技术赋能、品牌赋能、资本赋能提升制造业附加值；空间维度关注跨境功能延伸与区域协同，探讨在不改变行政边界前提下，通过“虚拟空港”等功能重构实现制度连通。三者交互作用，共同推动香港服务业与广东制造业从地理空间邻近性向制度空间兼容性演进，最终实现从“物理互补”到“化学融合”的质变。

二、历史演进：香港服务业的四阶段转型

香港从转口港起步，历经工业化浪潮，最终转型为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国际经济中心，其发展轨迹呈现出清晰的阶段性特征。

兴起阶段（1950s-1970s）：制造业发展衍生出服务业。香港于20世纪50至70年代掀起工业化浪潮，承接战后欧美市场需求，成为出口导向型工业城市。这一时期，香港从纺织、製衣、塑胶起步，逐步扩展至电子、鐘錶、玩具等领域。在50、60年代，香港经济以制造业为主导，服务业比例极小，贸易、运输、金融、保险等活动主要围绕制造业进出口需求展开，为后续服务业发展积累了资本、人才和国际市场网络。

转型阶段（1970s-1990s）：制造业北移与服务经济崛起。70年代初，台湾、韩国、新加坡等亚洲新兴工业化地区与香港形成激烈竞争；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香港出口市场萎缩。面对危机，香港采取“三个多元化”策略，工业多元化、市场多元化、经济结构多元化，推动金融业、房地产业和旅游业初步发展。1978年开始的内地改革开放为香港制造业转移提供了历史性机遇，香港厂商将生产环节大规模北移至珠江三角洲，仅保留接单、贸易、物流、管理、金融及其他专业化服务在本地，形成“前店后厂”的区域分工模式。到1994年底，香港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上升至83.0%，形成以金融、贸易、航运、旅游和专业服务为主体的现代服务体系。

优化阶段（2000s-2020）：制度深化与市场拓展。进入21世纪，香港服务业进入优化升级阶段。2003年内地与香港签署《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开启制度型开放新进程。这一阶段，香港服务业与广东制造业协同发展进入深化期。香港的服务输出从2005年的不足900亿港元增至2024年的超过2200亿港元，内地稳居香港最大服务输出目的地（28.6%）和服务输入来源地（40.8%）。金融、法律、会计、设计、品牌管理等专业服务，成为内地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重要支撑。

第四次浪潮（2020s至今）：向“超级增值人”转型。香港服务业正迎来第四次发展浪潮，背景是全球政经格局深刻重塑与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转向。香港利用其服务业领域的比较优势，为内地企业提供法律、金融、标准、品牌等高附加值专业服务，帮助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升。伴随中国进入资本输出时代，香港金融定位从吸引外资到转向内地助力中资“出海”，通过“连接香港─落户香港─发展香港─经港拓展”全周期服务体系，为企业提供增值服务。“广东制造＋香港服务”的协同模式，正从“单点互补”演变为覆盖科创、金融、物流和制度规则的全链条赋能体系。

三、当前香港服务业与广东制造业协同发展的重要模式

香港服务业与广东制造业的融合发展已从宏观概念进入实体化运作和成果快速转化的新阶段，形成了若干具有示范效应的协同发展模式。

（一）基础科研服务高科技制造业发展

在全球科技创新格局深度调整背景下，香港科研加上广东制造正成为大湾区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范式。香港依托5所世界百强高校及国际化学术网络，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积聚全球顶尖人才，承担“从0到1”原始创新策源功能；广东凭借全球最完善的制造业配套与规模化量产能力，承担“从1到100”的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实现。这一机制的核心创新在于制度型跨境协同，香港科研人员得以跨境使用内地大科学装置，广东制造企业可前置对接香港高校原创技术。项目经理制、科研资金跨境流动、数据跨境负面清单、知识产权跨境保护等规则衔接，破解了科研要素跨境流动的体制壁垒，使“香港大脑”与“广东工厂”形成“实验室连着生产线”的实时响应闭环，共同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的全过程创新生态链。华为在香港科学园设立研究所，正是利用香港国际化科研人才与基础研发优势，获取前沿技术成果反哺深圳总部产品开发，成为该模式的典型实践。

（二）高等教育资源跨境延伸与科创集群培育模式

港校入粤已升级为制度型开放驱动的科创集群培育范式，包括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多所香港高校通过“一校多园”的空间与功能重组，将香港高校原始创新策源能力（基础研究、国际学术网络、人才储备）与广东产业化场景（供应链配套、应用场景、资本市场）深度耦合。港校系统性培育高成长性科创企业集群，推动广东从“产业配套区”跃升为“创新策源与产业化协同区”。李泽湘团队于东莞松山湖打造XbotPark机器人基地，建立“教授＋学生＋供应链＋资本”长期共生关系，形成“香港基础研究＋深圳转化＋湾区制造”的科创雨林。香港科技大学深港协同创新研究院在河套合作区构建“实验室集群＋孵化器＋基金＋赛事”完整体系，建成17个高水平实验室，组建160余人科研团队，覆盖材料科学、机器人及智能制造等领域。其“蓝海湾孵化港”近五年孵化205家企业，总估值超100亿元。

（三）专业服务赋能制造业品牌国际化模式

在香港服务业与广东制造业协同发展的范式中，专业服务已成为广东制造跃迁价值链高端的关键赋能器。香港凭借国际化设计创意、品牌营销、知识产权管理及跨境服务优势，通过“品牌策略＋产品设计＋渠道整合＋合规护航”全链条解决方案，系统性重塑广东制造业“品牌基因”，推动企业从OEM代工向ODM、OBM转型。这一机制呈现双向深度融合特征，香港设计师事务所、品牌咨询机构通过“设计配对”“联合研发”等模式深度嵌入东莞、佛山等制造基地前端，将国际审美标准与本地供应链能力结合；广东制造的规模化生产、快速响应与数字化能力，又为香港创意提供“从概念到产品”的高效转化通道，形成“香港设计＋东莞智造”的闭环生态。更具战略意义的是，在“粤企出海”浪潮下，香港专业服务（法律、会计、质检认证、知识产权）与金融服务正构建“经港扬帆”的出海通道，帮助广东品牌突破国际市场准入壁垒与合规风险，实现品牌资产的全球化配置。东莞得利鐘錶集团旗下SAGA品牌利用香港设计资源开发个性化定制服务，与施华洛世奇、中国探月工程IP跨界合作提升溢价；依托香港数字营销能力构建全渠道体系，利用国际社交媒体运营经验培育品牌调性；依托香港质检认证与仲裁机制，在机场等高势能渠道建立符合国际零售标准的视觉识别系统。通过香港专业服务系统赋能，得利实现从低端代工商向拥有自主定价权与IP运营能力的品牌运营商跃迁。

（四）金融服务赋能制造业企业出海的“A＋H”模式

香港金融服务业对广东制造业出海的赋能已升级为“资本配置＋风险定价＋全球组网”的战略性基础设施，其核心在于构建“A＋H双轮驱动”资本通道。广东制造业龙头通过香港IPO、二次上市或离岸债券，不仅获得外币资金规避汇率风险，更借助香港国际信用评级与信息披露标准建立全球投资者信任契约，以资本先行撬动海外渠道、品牌与产能并购整合。广东制造企业在港股形成“境外资金池”，专项用于海外研发中心建设及本地化运营，实现在海外融海外资、用海外资扩海外业务的良性循环，有效规避跨境资金流动合规成本。香港完善的离岸人民币清算体系、融资安排及国际投行、律所等专业服务网络，为广东制造业从“产品出口”向“品牌并购＋渠道掌控＋本地化生产”的产业链高端延伸提供全生命周期支持。美的集团于2024年登陆港交所，成为当年最大规模“先A后H”项目。通过港股上市按照IFRS与ESG标准进行“监管预适配”，获得全球主权基金战略认购；利用香港离岸人民币与美元融资渠道，建立“境外资金池”专项用于跨境并购；通过外汇衍生品对冲汇率风险。2024年后国际机构持股比例显著提升，加速对欧洲品牌并购与埃及、巴西等地制造基地建设，实现“区域化生产、区域化供应”。

（五）机场物流服务赋能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模式

作为全球最繁忙国际航空货运枢纽（连接近200个航点），香港机场通过功能前置深度嵌入东莞、深圳等电子制造业集群，巩固其大湾区75%国际航空货物中转港地位，通过供应链响应速度量化提升，增强广东高附加值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敏捷性与不可替代性。

通过“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等创新模式，香港机场将安检、打板等核心航空货站功能跨境前移至东莞等制造业腹地，形成“出口直装、进口直提”的虚拟空港生态，使高附加值电子产品、精密元器件等在产地即完成国际航空运输全流程准备。该机制的核心价值在于“时空压缩”与“成本重构”，通过粤港海关“跨境一锁”、水运专线直连机场空侧等制度创新，将传统“公路跨境＋二次安检＋货站排队”链条压缩为“园区安检─水路直达─机坪装机”极简流程，物流时效提升20%，综合成本降低30%，实现“湾区制造”与全球航线网络无缝对接。

四、面临挑战与改进思路

尽管香港服务业与广东制造业两业协同已取得显著成效，但深度融合仍面临一系列深层次挑战。

一是制度与规则层面，“大门开了，小门未开”。规则衔接仍处于“碎片化”阶段，河套合作区深圳园区与香港园区之间因商事登记政策差异、信息共享机制缺失，导致港资企业进入内地市场仍旧面临部分阻碍。标准差异拉高成本。以北部都会区建设为例，香港工人成本是内地的3倍以上，且双方在建材、工程标准上互不认可，导致项目审批慢、造价高。要素流动仍有障碍。现行数据跨境机制存在三大问题，适用范围受限，即非个人数据如脱敏资料、公共数据等缺乏明确流通路径；备案流程对科研机构仍显繁琐；中小企对合规要求认知不足。

二是产业与资本层面，新旧动能的结构性博弈。服务供给滞后于产业需求。以制造业重镇东莞为例，尽管外贸规模稳居全国第五，但在跨境贸易和生产性服务业领域，仍面临服务供给不足、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高的发展瓶颈。传统产业仍是“压舱石”，广东传统制造业贡献了34%的税收份额，而高技术制造业仅占约10%。这意味着转型升级不能简单地“喜新厌旧”。大湾区的制造业在高端结构、自主创新方面仍有优化空间，对香港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未能充分释放。

三是协同机制层面，创新生态仍旧需要进一步打通。广东与国际规则、标准、市场的对接深度不足，港校、实验室与广东大科学装置、产业资源之间未建立常态化的共享共用与协同攻关机制，成果从实验室样品到商业化产品过程中，缺乏专业的中试熟化平台、风险资本接力和市场导入支持。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关键在于科研项目必须精准对接产业真实需求，以具体应用场景牵引研发方向。

结合最新的政策动向，建议从如下方面进一步推进香港服务于广东制造业的协同发展。

第一，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力社会共同发力。有为政府应明确职责边界，在规则衔接、要素流通、标准互认等领域发挥制度供给作用；有效市场应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力社会应激发行业协会、专业机构、高校院所的活力。推广“场景牵引”模式，广州正全力打造“中国场景创新第一城”，聚焦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氢能等前沿赛道，港穗两地定期发布场景机会清单。

第二，实施“总部＋基地”“研发＋制造”双向飞地模式。香港企业将总部、研发、品牌运营留在香港，将生产基地布局在粤东西北；依托香港高校的基础科研优势，在珠三角完成中试、量产和市场化。深化“产业链协同”模式，正如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深所指出的，香港的专业服务业可在“研发─制造─流通─服务”全产业链中找准定位。

第三，实施“专业服务业券”政策，建立港资专业服务机构资格名录，为香港专业服务机构进入内地市场提供高效通道。建设前海深港国际技术转移中心，打造集技术供需对接、应用开发、知识产权管理、资本链接、人才培养于一体的公共服务平台。推动检验检测、法律合规服务前置到研发生产环节。在特定区域试点“香港＋”模式，在香港已被国际验证有效的商事规则基础上“做加法”，同时探索香港在特定项目中采纳内地标准。

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