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东晋以来，为躲避战乱，中原地区汉族士大夫“衣冠南渡”，国家文化中心随之转移至东南江浙地区，三国东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这六个王朝相继以南京为都，这一时期史称“六朝”(公元二二二至五八九年)。传统中华文化在这里传承并繁荣发展。例如文学上，古典文学各种形式此时均已产生;格律说诞生，由此开启了后来唐诗宋词格律诗的繁荣;六朝志怪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的源头;南朝刘勰《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完整系统的文艺理论着作。艺术上，山水画诞生，传统中国画至此发展成熟;楷书、行书、今草等汉字新书体确立，沿用至今，其书法艺术也一举登峰造极。科学技术也获得大发展，比如南朝祖冲之推算汉代王莽嘉量容积，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数，这一世界纪录一直保持了一千年。唐朝白居易这首《忆江南》，不仅仅是对江南自然风光的赞美，更反映了对江南地区承载的正宗中华传统文化的向往。

　　晚唐段安节《乐府杂录》称：“忆江南”“一曰望江南”。历时十年研究性修缮保护工程，日前重新开放的故宫养心殿，正体现了清朝官方正统文学艺术，尊崇以江南地区为中心的六朝文化的特点，在建筑文化上“望江南”。养心殿建筑始创于明嘉靖时，清顺治、康熙时就经常居处，雍正起作为皇帝正寝，现在室内保存不同时期的原状。前殿正殿及西次间“勤政亲贤”，是雍正以来面貌。前殿西稍间南端临窗的三希堂，是乾隆时所建，收藏着东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其子王献之《中秋帖》、侄王珣《伯远帖》，乾隆帝在《快雪时晴帖》卷首题词：“江左风华”，表现了对六朝文化的仰慕。前殿西山墙外伸出去的一间耳房“梅坞”，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年)添建。“梅坞春早”是西湖十景之一，杭州著名龙井茶产地。前檐槛墙上为玻璃屉窗，再上为冰裂纹棂格支窗、冰裂纹横披窗;耳房西山墙又开一梅花造型的小牖，饰砖雕窗罩，户外庭中太湖石旁植梅数株，营造出江南园林意境。置身其间，不禁使人想起元末明初江南诗人苏州高启《梅花诗》：“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梦断扬州阁掩尘，幽期犹自属诗人。”“断魂只有月明知，无限春愁在一枝。”“旧梦已随流水远，山窗聊复伴题诗。”

　　清朝帝王书法以东晋王羲之、王献之“二王”书法为宗，由于二王时代久远，存世真迹较少，他们又参酌以学习二王着称的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作为学王的补充，其中顺治、康熙、雍正侧重董，乾隆帝侧重赵，此后均侧重赵体。赵孟頫为吴兴(今浙江湖州)人，董其昌为松江华亭(今上海市)人，均为江南文化精英。养心殿前殿正殿上方，悬挂雍正帝御笔横匾：“中正仁和”，基本上是王书、赵体的恭楷;西次间“勤政亲贤”，则经过了精心布局，充分吸收董其昌行草章法笔意，凌厉洒脱，富有雍正帝个性。正殿中心皇帝听政理事的宝座、御案后的屏风，中心是乾隆御制诗，两侧是乾隆御笔对联：“保泰常钦若，调元益懋哉。”赵体风格较浓。宝座对面殿门上方“日监在兹”匾为咸丰帝书写，与乾隆帝笔迹接近。正殿北壁是嘉庆帝储存宋元善本书“宛委别藏”的两座书橱。前殿通往后殿的工字廊门上匾额“积学储宝”，光绪帝王体御书，内容出自南朝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后殿西次间西门匾额“华滋堂”，出自明朝魏骥《题赵松雪(赵孟頫字)小像》诗：“天潢玉树溥华滋”，咸丰帝赵体楷书，笔墨秀媚华润。

　　清代正统绘画以六朝山水画为宗，尊崇宋元名家和明董其昌的笔法，由清初江苏太仓王时敏、王鉴、王原祁、常熟王翬开创的“四王”画风，包括养心殿在内各处画作都是这种正统绘画。包括养心殿在内的清宫各处，所用家具多为“苏(州)作”，乾隆时才陆续增加“广(州)造”家具。

　　清朝最高统治者尊崇六朝文化的原因，首先是入主中原后，积极接受中原先进文化，而江南地区保留了正宗传统文化，学习六朝文化正是追根溯源。在这方面，六岁即位、在位只有十八年、去世于养心殿的顺治皇帝，开了个好头。教他读书的是江南知识分子吴伟业、金之俊等，大臣们称赞他学王书、董其昌：“御笔钟(钟繇)、王(王羲之)叹逼真”，“亲摹文敏(董其昌)书千幅”。其次是出于政治考虑。清初顺治、康熙尊崇源自江南的王书、董书，重用“四王”等江南画家，礼遇明代旧臣特别是江南士大夫，特开“博学鸿儒”科等等，都有笼络江南知识分子、社会精英的考虑在内。第三是出于重视国家经济中心的国家战略。明代思想家丘浚《大学衍义补》总结唐宋以来国家战略形势说：“天下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南京)为其会;戎马盛于西北，而金台(北京)为其枢。……用东南之财赋，统西北之戎马，无敌于天下矣!”清朝江南八府每年通过京杭大运河，向中央政府上缴三四百万石漕粮，关系国计民生和官员们能否按时出粮;上缴四百多万両赋税银，江南三织造包揽全部官营绸缎生产和宫中御用缎匹供应。望江南，不光是春花秋月，还有实实在在的国家战略。这是江南文化在宫中占居突出地位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