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人民文学年度颁奖典礼的聚光灯下，手捧二○二四年第十期《人民文学》，我的指腹摩挲着《遇见》标题的铅字，竟有些恍惚。四十年的光影在眼前折叠又展开──从粤北山区那个推开生绣铁门的少年，到此刻年过六十的获奖者，我与这本杂志的羁绊，像一条蜿蜒的文学长河，在时光的褶皱里奔湧不息。

一九七八年的连平中学图书馆，是南岭褶皱里一只装满秘密的樟木箱。当我在某节物理课后偶然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铁门，一九七六年复刊的《人民文学》正躺在积尘中，封面上的红日刺破了时代的阴翳。王愿坚的《足迹》里，红军篝火在泛黄纸页上跳跃，比窗外的木棉更早点燃了我的文学心脏。那时的期刊架像块龟裂的旱地，每月第三个星期会涌出清泉。管理员老周总把新到的杂志锁进铁皮柜，钥匙在腰间叮当作响。“等潮头过了再取。”他常对着空荡荡的阅览室自语。直到某个深秋清晨，他忽然把一九七九年第七期塞进我怀里：“拿去，比照着你写的文章批注。”那期里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正掀起惊雷，我在空白处写下的稚嫩文字，成了最早的现代文学“胎记”。

一九八○年梅雨时节，阅览室的霉斑在墙上洇成水墨山水。刘心武的《班主任》像把柳叶刀，剖开了我肿胀的青春。当张老师把被撕碎的《牛虻》一页页拼贴时，窗外暴雨正将香樟树的新叶打落成满地绿色信笺。北京外国语学院在一九八一年深秋为我铺就文学甬道。寒冬过后，图书馆二楼期刊室里，一九八○年第五期王蒙的《春之声》正在解冻，暖气片的轰鸣恰似绿皮火车穿过冻土。我们几个南方学子围着一盏枱灯，讨论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在青年的文学梦里，我始终揣着本文学杂志当罗盘。一九八二年早春，为买刊登路遥《人生》的《收获》杂志，我裹着绿色的军大衣在魏公村新华书店排了半小时队。归途雪地上，高加林的命运在自行车铃声中颠簸，前轮突然打滑的瞬间，我竟看见连平中学的香樟树在海淀路上投下倒影。

某一次考试前夜，我把偷偷誊写的诗稿夹进一九八三年第二期的《十月》── 那时还不懂，铁凝《没有纽扣的红衬衫》里跳动的，正是我们这代人即将穿上的命运。后来在图书馆帮忙，总把新到的刊物藏在编目卡抽屉里。某次被馆长撞见，他扶了扶眼镜：“葡萄牙语区的编目还空着，等你来填。”这句谶语般的玩笑，竟在一九八六年的里斯本成为现实──当大西洋的鹹风第一次灌进领口时，阿城的《棋王》在异国阳光下蒸腾出故乡的雾霭。

在葡萄牙读书的两年，大学图书馆几乎没有中文图书。葡萄牙地理学会和国家图书馆的藏书中，倒有不少曾经在澳门和内地生活过的人士捐赠的中文典籍。读过几本有关中国文学的译作，也是从英文或法文翻译成葡萄牙语的。里斯本寄居公寓的百叶窗总在黄昏筛下金粉，我将从珠海寄来的《人民文学》铺满小木桌。一九八六年迟到的三月刊里，莫言《红高粱》的野性酒香，竟与特茹河对岸的葡萄酒庄产生了血缘共鸣。深夜给《澳门日报》写稿时，没有想到成为后来《葡萄牙印象》收录的文章，但史铁生《我与地坛》的轮椅辙痕突然在鹅毛笔尖重现──原来所有孤独的书写者，都在共用同一盏青铜灯。

一九八八年盛夏归国前夕，在圣乔治城堡的星光下重读当年收到的几本期刊。贾平凹的《浮躁》里州河的水汽漫过城堡石壁，与澳门鹹潮在稿纸上相遇。突然明白，这些年用方块字捕捞的异国光影，不过是文学早年播在我心中的魔豆长成的藤蔓。一九九六年澳门基金会与澳门笔会筹办澳门文学奖的某个夜晚，参赛稿件在评审会的地上铺成星图。当评审们为某篇意识流小说争执时，我突然说：“这是一九八三年《北京文学》里李杭育《沙灶遗风》的变奏。”满室恍然──原来我们都在同一条文学长河里舀水。

回归后的澳门大学图书馆，楼梯将岁月盘绕成巴洛克式年轮。二○○一年春，我在仓库发现一本《人民文学》合订本里还夹着葡语旁注。这叠穿越半个世纪的对话，催生了“中葡文学互译计划”。当佩索阿的诗集与《白鹿原》在同一个书架呼吸时，咸淡交汇的文学潮汐正重塑着这片海域。二○二四年写散文《遇见》时，港珠澳大桥的灯光在稿纸上流淌。我脑海中惊讶地浮起这样的图景，那些沉淀四十年的铅字在月光中重新发芽── 北岛的《回答》长出葡式碎石路，汪曾祺的咸鸭蛋泛着大西洋的波光。当《遇见》在网络上的转载量突破四十五万时，编辑说这是我“文学创作的新地标”，而我深知，这不过是一九七八年那颗文学种子开出的又一枝花。

我们在八年前倡导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时，就提出通过大湾区文学这个平台将港澳文学更好地融入中国文学大家庭。同时，通过这个平台，特别是港澳特区的特殊地位和政策优势，将中国文学更好地推向国际舞台。此刻在圣保罗，巴西青年将莫言《小亲疙瘩》译作桑巴节奏。葡语版创刊号的封面下，一九八○年代铅字正与亚马逊雨林的潮湿气息交媾。文学长河从不干涸，它只是以另一种语言，在另一片大陆重新流淌。终审那夜，里约的基督像在暴雨中忽明忽暗。这些散落在时空褶皱里的光斑，终将汇聚成照亮文学航程的灯塔。晨光中，第一抹朝阳照在《人民文学》葡语译名上── “A Nova Literatura Chinesa-LUME”，窗外掠过的候鸟，翅膀拍打着《人民文学》葡文版的封面──那些折叠在纸页间的潮声，终将在大湾区的季风里找到新的航道，这恰是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使命。

此刻，我翻开二○二四年第十期《人民文学》，在《遇见》的结尾处补上一行小字：“谨以此文献给一九七八年连平中学图书馆里，那个推开铁门的少年。”窗外的珠江口，潮水正捲着四十年的铅字，浩浩汤汤，向东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