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浪漫小说低谷期，创作浪漫主题的英国作家伊博森曾自嘲说，她的书是写给“老太太和感冒病人”看的。但是她若能穿越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感受会大不相同。

以去年为例，无疑是浪漫小说的回归年，一批新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像是美国作家艾米莉．亨利的《美好人生》，讲述两位作家竞相为一位隐居女继承人撰写传记，并在过程中坠入爱河的故事，成为年度畅销书。还有美国作家艾莉森．埃斯帕赫的《婚礼人物》，讲述一位意外成为婚礼宾客的女子对新郎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感情，在大西洋两岸持续热销。以及英国作家杰西卡．史丹利的《吻你》，讲述一位雄心勃勃的政治评论员和一位怀抱梦想的小说家试图共同建立生活的东伦敦爱情故事，该小说虽然最初并非以浪漫小说为创作目标，但它却完美契合了传统浪漫喜剧的要素，一经问世便席卷了英国各大书店。此外，爱尔兰作家莎莉．鲁尼探讨阶级和伦理的畅销小说《正常人》，也因包含爱和成长的浪漫主义元素而广受好评。

如果回望过去五年，会发现西方浪漫小说的整体销量在持续上升。就英国而言，浪漫小说和传奇小说类别的年销售额在过去二十年里一直维持在二千万英镑左右，但在二○二二年飙升至惊人的五千多万英镑，到二○二四年已增长至近七千万英镑。用出版商的话说，在书店推荐区柜位上总能看到浪漫小说的身影，其在近年图书排行榜上更占据主导地位。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浪漫小说迎来了春天？

在经济学领域有一个“口红指数”（Lipstick Index）理论，指当经济不景气时，消费者会减少购买昂贵奢侈品，转而购买价格较亲民的“小确幸”商品如口红，以获得心理满足感。因此在经济低迷期，口红销量反而会上升。这个经济学理论在文学领域同样适用，比如在“九一一”事件和二○○八年金融危机后，浪漫小说的销售量就像口红一样也出现了明显激增。而在当前全球经济动荡和不确定性增加之下，浪漫小说的销售量创出新高并不令人意外，人们也希望从文学作品中得到爱的抚慰，于是像莎拉．马斯的《荆棘与玫瑰之庭》和丽贝卡．亚罗斯的《第四翼》这类浪漫奇幻小说就大受欢迎，往往能登上畅销榜，并连续数周甚至数月稳居榜首。

就拿英国作家大卫．尼科尔斯的畅销书《你在这里》为例，小说以一次精心策划的湖区徒步旅行，勾勒出一段令人心驰神往的浪漫爱情故事。故事的走向遵循着珍．奥斯汀式的浪漫爱情模式：两个受伤却又互补的灵魂，从最初的冷漠，错位的爱慕，逐渐萌生吸引力，中间穿插误会和障碍，最终结局美满。小说向读者表达了一个美好主题：生活有点残酷，但没关系，因为我们同舟共济。如作者所说，要是把《你在这里》比拟为动物，那会是一只略微跛脚的拉布拉多犬──非常可爱、令人心酸却又坚韧不拔，而且一定会痊愈。

除此之外，浪漫小说并非只有爱情，往往也会涉及许多宏大主题，比如全球暖化、性别歧视、背叛和绝望、爱与失去等等。例如，美国作家贾丝敏．吉洛里的小说中深刻剖析了女性脆弱的处境，而英国作家塔莉亚．希伯特在作品中关注种族主义和复杂的家庭创伤，极易引起读者共鸣。当然浪漫小说触及上述难题时，它会以优雅的方式呈现，以一种能让读者对这些问题感到释怀的方式来处理。有时更采用浪漫喜剧将所有元素完美融合，最终迎来一个让读者满意的结局。

正如凡事总会有正反两面，有批评者将这类浪漫小说定义为简单的逃避现实，是得不到太多收获的“精神麻醉”。但支持者们加以反驳，认为现实生活的弊端在于它永无止境，而书籍的魅力就在于它可以在最完美的节点戛然而止。一部好的浪漫小说不只是男女主角，也包括其他所有人，乃至整个形形色色的大千世界。但归根结底，都是关于触手可及、触感真实、触动人心的事物：一杯香醇的咖啡、一件柔软的新毛衣、街角的小店、重逢的故人，以及天空、大海、日落……如同黑色幽默文学代表人物库尔特．冯内古特所说，“留意你何时感到幸福快乐，并在某个时刻惊叹、低语或思考：如果这都不算美好，我真不知道什么才算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