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地理学者段义孚（Yi-fu Tuan）曾提出有关“地方”与“空间”的重要辩证。当涉及“地方记忆”，他讲了个饶有意味的故事：物理学家玻尔和海森堡游览丹麦的克伦宫堡（Kronborg Castle），玻尔对海森堡说，一旦想起哈姆雷特曾在这城堡生活过，“顿感这地方产生变化”。可见，城堡本身作为物理建筑，因莎士比亚的书写而获生命力。“每个人都透过莎士比亚而知道哈姆雷特参加对人性深处的问题发问，而他也被投影在克伦宫堡这地方中，从此，这城堡就与其他外表相似的城堡不一样了”。由此可见，文化经验通过改变人们的空间感，强化地方的“在场感”，并保存历史记忆。麦克．克朗（Mike Crang）因而提出文学书写在“空间”创造层面的表意功能：“文学显然不能解读为只是描绘这些区域和地方，很多时候，文学协助创造了这些地方。”换言之，“空间”的意义以文学的名义得以凝固，而成为“文学地方”（literary place）。

与此相关的香港书写，不妨以地区“屯门”为例。其既为传统地理区划，亦是香港重要的历史发祥。秦汉时期属南海郡番禺县管辖，至汉代则改隶博罗县。唐时因其特殊地理位置，过往商旅繁密，开始集中见著于典籍。由地志书写观，如《新唐书．地理志》载“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清楚点明其地理方位所在；而另一方面亦出现于相关诗文，“屯门虽云高，亦映波涛没”（韩愈《赠别元十八协律》），“屯门积日无回飙，沧波不归成踏潮”（刘禹锡《踏浪歌》）等。地志文学赋予“屯门”以“文学地景”的质地，可清晰体会其所蕴藏着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爱德华．雷尔夫（Edward Relph）则指出“地方感”对文化认同的促生意义，他认为“地方感”就是“认识不同地方及不同的地方认同的能力”，而这种“地方认同”常以人对该地的经验为基础，是以人、时间、空间三者组成人对“地方”的感觉。

纵观当代香港文学涉游十八区的作品，足可体会“地方感”在本土小说体系构成中的贯穿功能。通过考察其中所指辛其氏 《我们到维园去》、舒巷城《香港仔的月亮》、董启章《永盛街兴衰史》、王良和《和你一起走过华富邨的日子》、周淑屏《弥敦道两岸》、胡燕青《牛津道上》、曹聚仁《 石硖尾村》、关丽珊《猫儿眼．深水埗的黄昏》、也斯《爱美丽在屯门》等涉猎“文学地景”的作品，可见相对于一般意义上的地志书写，地志文学极为清晰地凸显了“人”的主观介入意涵。艾兰．普兰特（Allan Pred）言及“地方感”时指出，新人文主义学者提出“地方”不只是客体，而是主体的客体。由于强调人的视觉及视野的参与，带来对“地方”向“地景”的递进。如舒巷城的代表作《太阳下山了》开篇，着重描写了自“中环”至“筲箕湾”的风物，这段描述中所提示的“地景”序列，是以“电车”这一富有历史感的交通工具的行进路线作为指引，在动态的视野驱动下构成完整的景观链条。我们可以清晰地体会到视野的流动，给予其某种“日常”的情感指涉。在拙论《梓人的观看》中，曾引用陈从周在《说园》的篇首，谈及江南园林，提出了有关建设园林的两种方式。陈氏认为，园有静观与动观之分，是造园者需考虑的。静观是游者驻足之处，而动观则是较长的游览线。前者以槛前细数游鱼、亭中待月迎风；后者径缘池转，廊引人随，妙在移步换景。动静之分，陈先生称之为“立意在先，文循意出”。由此可见，即使同一“地方”，因为介入的视野与观察方式的不同，所得“地景”的面目亦存在差异。地景作为“人所观看的对象”，“在大部分地景定义中，观者位居地景之外。”谈及“静观”视角，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其名篇《艾菲尔铁塔》（The Eiffel Tower）中以十九世纪法国作家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1850-1893）的经历，以衍生的方式亦昭示了“地景之难”：“这铁塔凝望着巴黎。参观艾菲尔铁塔就意味着把自己完全袒露在一个阳台上，去感知、领悟和品味巴黎的本质。”“你必须得像莫泊桑一样走进它的内部，成为它的一部分。就像人类自身一样，唯一一个不了解自己的人就是他自身，而这个铁塔自身就是以它为中心的整个巴黎视觉系统中唯一的一个盲点。”“铁塔违反了上述分离现象──看与被看的习惯性的分裂。它在两种功能之间造成了一种充分的流通性。”分析波特莱尔著作发展出的“漫游者”（flaneur）为代表，其企于边缘，徜徉街巷，亦表现出对人群与秩序的离异。相较而言，同样身居都市，如舒巷城等香港当代作家们对“地景”的观察，显然以一种更为明确“导航”视野，投入且有序地进行。借用学者卢玮銮对香港文学进行时空性梳理的理念，则是由“漫步”转而为“散步”。如辛其氏发表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小说《索骥》，表面为寻人，却因人与“地方”的关联，铺展出一张香港的地景地图。“按图索骥”对于香港的文学／小说体系建构模式，有着相当耐人寻味的隐喻意义。

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相对论在时间和空间关系的理论化层面形成重大的范式转变。亦因于此，由格罗斯堡（Lawrence Grossberg）的“空间时间化”及“时间的空间化”（“the timing of space and the spacing of time”）等一系列空间论述，令文字从时间的单向思考模式中解放出来，也构成了我们认知香港作为“文学地方”的丰富向度。

作者简介：葛亮，作家，学者。著有小说《燕食记》《北鸢》《朱雀》《灵隐》，文化随笔《小山河》《梨与枣》等。历获“鲁迅文学奖”、“红楼梦奖”首奖、香港艺术家年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