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宏观与微观：推动融合红利普惠于民

破解宏观与微观的落差，关键在于将大湾区融合的宏观蓝图，转化为企业和市民可感受到和可获得的切实便利与益处。宏观层面上，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等概念及相关重大基建正有序落实；但微观层面，类似于过去CEPA“大门开了、小门未开”的障碍依然存在，规则差异继续阻碍要素高效流动与市民跨境生活需求。因此，未来五年的攻坚重点应放在深化“软联通”与“规则衔接、机制对接”。

工作须聚焦于投资者在跨境生产与服务、市民在跨境生活中最迫切的“痛点”。例如在河套区等合作平台，应深化科研人员、物资、样本和数据跨境便捷流动的“白名单”机制；金融领域可探索扩大跨境理财产品、深化跨境服务的互联互通，便利粤港澳居民资金的合理流动；民生领域则需推动更多职业资格互认、医疗社福保障衔接和政务服务“跨境通办”。目标是实现要素流动畅通无阻、协同效益显著提升、生活实现无“跨境障碍”的便利，让区域融合的宏观红利真正惠及每一个微观个体。

四．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聚焦要素流动突破

认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在于准确识别并突破制约大湾区深度融合、构建统一市场的根本障碍。当前，粤港澳三地在“一国两制”下存在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三种法律制度的客观差异，构成区域融合的基础性矛盾。而在众多衍生问题中，生产要素，尤其是资金、人才与数据的高效便捷流动，是亟待解决的主要矛盾。率先突破这一关键，将为各类跨境产业与民生活动提供有力支撑，并带动次要矛盾的化解。

在“十五五”时期，香港应积极联动大湾区内地城市，集中力量推动这些关键领域的突破创新。三地政府可充分发挥河套、前海、南沙、横琴等前沿地区作为“试验田”的功能，推行更大胆的“先行先试”，形成可覆製和推广的经验，从而带动大湾区一体化水平的整体提升。

五．特殊与一般：发挥香港独特优势

平衡特殊与一般的关系，要在遵循区域发展普遍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香港的独特优势，打造融合发展典范。香港的“特殊”在于“一国两制”下“一制、一关、一币”的制度特色、高度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以及普通法体系等，这些构成香港在国家战略发展中所能持续的独特优势。例如，香港与国际接轨的法律体系使其成为理想的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国际调解院总部的落户便是明证；其自由港与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则是大湾区连接国际与国内市场、做好“超级联系人”作用的关键支点。

“一般”则是指区域经济与社会协同发展、创新要素集聚、产业升级转型等普遍规律。未来五年，香港应在遵循这些规律的同时，将自身的特殊优势发挥到极致，成为大湾区区别于其他世界级湾区的竞争力来源。例如金融领域，可利用香港的货币与金融市场优势，协同内地探索人民币国际化、绿色金融和金融科技等新路径；在科技创新方面，可借助香港的国际化科研环境与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吸引全球顶尖人才和机构，构建港深穗协同发展的创新模式。目标是将“制度之异”转化为“制度之利”，实现香港与大湾区的持续共赢。

笔者认为，即将公布的财政预算案须在落实上述发展思路中扮演“促进者”的关键角色。为此，财政预算案应体现战略思维，引导香港社会与经济的长远发展。笔者建议财政预算案设立具明确目的与功能的专项基金，例如增资推动北部都会区基础建设，并针对创新科技、绿色金融、数字经济等未来产业提供落地支持，既展示推动长远战略、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决心，也体现全力配合国家政策与大湾区发展的积极态度。

此外，财政预算案可推出更具针对性的发展计划与税务优惠，一方面鼓励企业与科研机构落户北部都会区重点产业、参与大湾区联合研发项目、聘用跨境科研人才；另一方面透过税务宽减、资助计划及与专业团体、商会、地区组织合作，助力本地企业（尤其是中小企）把握机遇转型升级，同时培育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动能和社区资产。更可透过多元化的宣讲、考察等方式，持续协助中小企与市民深入了解大湾区发展机遇并掌握资讯来源，化被动为主动，开拓新的发展空间。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副研究员、香港青年时事评论员协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