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达140.18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0%。这一数字来之不易。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国内结构性矛盾突出的多重压力下，中国不仅完成增长目标，更以新质生产力的崛起、出口结构的优化和宏观政策的精准发力，展现出超乎预期的经济韧性。在这份成绩单背后，是克服了包括房地产深度调整、地方财政承压、内需疲软等挑战之下的成果，5%的增速目标达成，堪称一场“硬仗”。

有力回击西方“脱钩断链”

首先，全球需求疲软与“去全球化”趋势加剧。欧美主要经济体陷入高利率与低增长的困境，世界银行和摩根大通等国际机构普遍预测中国2025年GDP增速仅在4.4%左右。然而，中国却逆势交出5%的成绩单，关键在于出口结构的深刻转型。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3.8%，其中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13.2%，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出口占比突破51.9%。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光伏、新能源汽车、锂电池“新三样”以及机电设备、集成电路等高端制造产品成为出口主力，推动中国录得高达1.18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这不仅是历史高点，更是对西方“脱钩断链”的有力回击。

国内结构性矛盾的化解殊为不易。房地产行业的深度调整，是2025年经济增长面临的最大“拦路虎”。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7.2%，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销售额分别下降8.7%和12.6%，楼市下行不仅直接拖累固定资产投资，更通过产业链传导影响家电、家具、建材等行业，导致相关消费增速疲软。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化债进入关键期，城投债压力下，基础设施投资同比下降2.2%，较2024年4.4%的增速大幅下滑，传统“基建拉动”模式的效力减弱。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能实现5%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新动能补旧动能缺口”─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9.2%和9.4%，3D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52.5%和28.0%，新质生产力的崛起不仅对冲了房地产、传统工业的下滑，更让经济增长的“质量成色”显著提升。

再者，内需复苏基础尚不牢固。尽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3.7%，服务零售额增长5.5%，但12月单月社零同比仅增0.9%，环比甚至下降0.12%，反映出居民消费意愿仍受就业预期和收入增长制约。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持平，核心CPI仅上涨0.7%，显示通缩压力并未完全消退。在“供强需弱”的格局下，企业扩产动力不足，民间投资下降6.4%，凸显市场信心修复仍需时日。

尽管挑战重重，中国经济之所以能“顶压前行、向新向优”，核心在于新质生产力的加速形成。同时，宏观政策的“精准滴灌”发挥了关键作用。面对地方财政困境，中央政府通过发行低利率特别国债（5年期仅1.45%），将资金定向支持三农、高精尖产业和小微企业。这种“中央加杠杆、地方稳杠杆”的策略，既避免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又有效撬动了社会资本。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GDP增速远高于国债利率，债务／GDP比率反而趋于优化，体现出极强的财政可持续性。此外，城镇化持续推进与人口结构优化也为长期发展提供支撑。2025年末城镇化率达67.89%，较上年提高0.89个百分点，意味着仍有近3亿农村人口处于市民化进程中，这将释放巨大的住房、教育、医疗和消费潜力。尽管总人口减少339万人，但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至11.3年，人力资本质量稳步提高。

港应制定清晰增长目标

国家完成5%GDP增长目标的实践，为香港提供了重要启示。长期以来，香港更多发布经济增长“预测”而非“目标”。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香港面临产业转型压力的背景下，设定合理的经济增长目标，并配套针对性政策，或许是香港突破发展瓶颈的重要路径。对香港而言，清晰的增长目标可分两层：

宏观层面：香港是高度外向型、小型开放经济体，受利率、全球贸易与金融周期影响更大，因此把GDP作为“政策硬约束目标”容易带来顺周期操作风险；更可取的是维持区间预测与情景分析的透明度，并明确触发机制（例如当外需急转弱时，自动加强逆周期财政安排）。

治理层面：香港可考虑设定“可操作的高质量指标目标”，例如生产率、创新产业增加值占比、家庭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实际增速、就业质量等，把“增长”从单一GDP数字转为一篮子KPI。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和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在此背景下，制定清晰的增长指引性目标，并与北部都会区开发、河套科创合作、人才引进等具体举措挂钩，不仅能凝聚社会共识，更能引导资源向新质生产力领域集聚，真正发挥香港在国家高质量发展中的独特作用。

5%增长是中国经济在复杂环境中“稳得住、进得好”的体现，更是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步。它证明：即便在外部围堵、内部转型的双重压力下，只要坚持创新驱动、深化改革开放、优化宏观治理，中国经济依然具备强大韧性与广阔空间。在“十五五”时期，增长的质量、结构与包容性将更为重要。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26年要“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不仅是对内地的要求，也应成为包括香港在内的整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方向。

香港新方向总召集人、香港人才创业者协会执行主席、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