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9日，黎智英因为干犯香港国安法中的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被法院重判有期徒刑二十年，以反映其所犯罪行的严重性和危害性。黎智英被法院定罪和判刑，在香港社会没有引发政治风波。相反，大部分香港人认为黎智英是恶贯满盈、罪有应得，而法院的裁决和量刑亦彰显了香港司法的严谨性和公正性。黎智英案可以说是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情节最严重、影响最广泛和最受各方关注的案件。黎智英被绳之以法凸显了香港国安法在维护国家安全、守护香港安定和震慑内外敌对势力上的威力和效用。

混乱和动荡彻底终结

从政治角度看，黎智英被逮捕、起诉、审判、定罪和判刑具有里程碑意义。可以说，此案的审结标志着香港回归以来长时期的混乱和动荡的彻底终结，而香港亦正式从“由乱到治”昂然迈向“由治及兴”。

从香港回归祖国直到2020年香港国安法的制定和实施这段长时间内，香港陷入了旷日持久的严重政治失序和失控状况。在这段时间里，国家遭到不断诋毁抹黑，中央政府的权威被不断挑战，中央的“全面管治权”被肆意否定；内地同胞被不断丑化，香港人与内地同胞的关系被不断挑拨离间，“一国两制”的初心和核心内容被不断扭曲和误导；宪法和基本法的关系被割裂，香港的政治体制和特区政府的认受性被不断质疑，香港特区的管治艰难和失效，行政长官和特区官员被不断攻击和侮辱，“行政主导”无从谈起；香港的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被不断阻挠和窒碍，香港的民生问题和社会矛盾不断恶化和叠加……在这种乱象频生的极为恶劣和严峻的情况下，“一国两制”难以全面和准确实践，有效管治无法实现，香港的繁荣稳定发展难保，香港在国家发展中走向边缘化，甚至愈来愈成为了国家的“包袱”和“软肋”。

造成香港在回归后乱象丛生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影响力庞大的反中乱港媒体的横行肆虐。黎智英操控的政治宣传和斗争机器比如《苹果日报》等利用夸张失实、哗众取宠、野蛮粗鄙、“反共反中”、反政府、诋毁爱国人士、偏帮反中乱港势力、罔顾新闻专业操守的报道和极端的评论在香港大肆兴风作浪，并争取到和蛊惑了不少受众，其中中产阶层和年轻人尤多，它们也因此获得相当的政治影响力。这些政治影响力在香港造成了极其恶劣、阴险和严重的政治后果。

首先，过去香港的媒体生态在相当程度上被改变并走向劣质化。在香港高度商业化和竞争激烈的媒体生态中，为了争取读者、听众和观众，那些本来是反中乱港势力的支持者或同情者的媒体，也走向“苹果日报化”，在政治上与黎智英同流合污、互相呼应。由此而出现的是，香港的政治民粹主义、反智主义和反权威意识也就愈来愈高涨，政治斗争此起彼伏也由之而起。黎智英亦在一定程度上因此成为了香港公共议程的设定者，与特区政府“分庭抗礼”。

第二，黎智英不但是“媒体霸主”，更是反中乱港分子的领导者、支持者、操控者和资金提供者。如果反中乱港分子不服从其领导，他们不但失去资金的支持，甚至因为被黎智英控制的媒体抹黑、质疑和攻击而在政治上难以立足，所以只能对其言听计从。一些较大的反中乱港党派也甘愿对黎智英俯首称臣，并因为其压力而不断走向激进化。

第三，在香港回归后的所有连场大型政治斗争中，黎智英和其媒体都扮演了领导、指挥、策划、动员、组织、宣传和资助的角色。这些斗争包括2003年的“反基本法第23条大游行”、2012年的“反国教事件”、2014年的非法“占中”和2019-2020年的史无前例的血腥暴乱。

第四，由于黎智英所领导的反中乱港势力长期鼓吹所谓“政制改革”，这个本来方向已经明确也不应该是香港最迫切的课题，却成为了特区政府多年以来不得不认真处理的事项。因为“政制改革”所引发的政治争论和斗争，则进一步虚耗特区政府的精力和时间，而“政制改革”的“成功”则意味着反中乱港势力进一步坐大。相反，特区政府本应视为重中之重的维护国家安全、推动经济发展和国民教育等工作却迟迟不能成功推行。

第五，部分爱国人士也因为怯于黎智英和反中乱港分子在社会上的影响力，顾虑到他们对自己的打击和抹黑，而不敢对其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黎智英和反中乱港分子对爱国人士持续不断的恶意诋毁，对爱国力量的壮大甚为不利，不少人因为心存疑虑而对加入爱国力量举棋不定。

迈向发展新阶段新局面

第六，美西方势力看准了黎智英的影响力，遂在政治上对其青睐有加，并积极支持和利用其做自己的代理人和棋子。美西方的政客和媒体希望黎智英能够搞乱香港，让香港成为中国的负累和把香港变成颠覆基地，从而为美西方遏制中国崛起的计划效劳。

第七，黎智英手下的媒体不断为美西方媒体提供用以抹黑和攻击中央和香港的材料、“理据”和“舆论”。

最后，由于黎智英和外部势力的反对和阻挠，香港回归后长期以来都不能成功建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就连那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来维护国家安全的本地法律也难以切实执行。在这种法律“真空”的状态下，黎智英所从事的反中乱港行径遂得以横行无忌，而外部势力更可以肆无忌惮地插手香港事务和祸害香港。

然而，黎智英想不到的，是中央毅然决定在香港拨乱反正，制定和实施香港国安法，彻底结束香港回归以来的乱局，而他寄予厚望的美西方势力又不能在其被起诉干犯香港国安法后为他提供保护。此次黎智英和其同伙被定罪和判刑，宣告了黎智英和其同伙今后再不能在香港兴风作浪、翻云覆雨，也标志着香港的政治局面进入了有利于“一国两制”全面准确实践、“爱国者治港”、“行政主导”、有效管治和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新阶段。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