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美国人很忌讳其他人用“大美帝国”来描述美国。他们强调美国是一个通过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而成立的国家，因此作为一个推翻殖民统治的国家，美国本质上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而美国更一直在世界上高举反对殖民主义的旗帜，并在二战后初期发挥了重要的瓦解欧洲国家的殖民帝国的作用（当然在冷战发生后美国却成为欧洲国家的残余殖民帝国的守护者）。然而，最近几十年来，美国人对“大美帝国”的标签不但不抗拒，更觉得有一点点的自豪感。美国的专家学者更发表了海量的关于“大美帝国”的书籍和文章。

有趣的是，纵使美国人愿意承认美国是一个庞大的“帝国”，但他们却辩称“大美帝国”与欧洲国家的帝国有着本质上的差别，主要原因是美国没有通过武力侵略在其他地方建立殖民地、奴役当地人民和掠夺他们的资源。他们认为，“大美帝国”是由其他愿意参加的国家和地区所组成。这些参与者期望作为“大美帝国”的成员能够得到诸般好处，特别在经济利益和安全保证上，并且不会被美国压迫和抢掠。因此，“大美帝国”是一个“邀请型帝国”（empire by invitation），参与者是应美国的邀请、心悦诚服而来的。

“大美帝国”与殖民无异

这种对“大美帝国”的描述和认知显然是对历史肆意的扭曲、美化和讥讽，目的是要肯定所谓“美国例外论”，即美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国家，“大美帝国”的宗旨是要按照上帝的意旨去改变和造福人类，而这个上帝的意旨就是美国要履行的“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

然而，这种美化和歌颂“大美帝国”的描述明显与历史事实不符。真实情况是，在二战以前，在构建其帝国的过程中，美国的行为和方法与欧洲国家比如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并无二致，都是以军事征服、土地掠夺和建立殖民地或者类殖民地比如保护地（protectorate）作为主要手段。那些欧洲帝国也与美国一样用某种道德理想来包装或掩盖它们的恶行，比如英国人的“白人的负担”（white man's burden）和法国人的“教化使命”（civilizing mission）。

美国于1776年立国后，其领导人便不断使用武力和杀戮对外开拓疆土，并成功让美国的领土不断扩张。当然，部分新增疆土从英国、法国、西班牙和俄罗斯购买而来，但美国的武力仍然是其他国家“愿意”向美国出售领土的重要后盾。诚然，美国在开疆辟土时未竟全功，比如未能吞并加拿大和墨西哥，但其最终所获得的领土已经是相当广袤。

伦敦大学荣誉教授维克多．布尔默─托马斯（Victor Bulmer-Thomas）在其《帝国的衰落》（Empire in Retreat）一书中讲述美国如同其他欧洲国家帝国一样都是依仗武力征服来建立一个“领土帝国”（territorial empire），即是通过取得领土、建立殖民地或其他地位与制度安排、进行直接或间接管治而掠夺其资源和奴役其人民。旧式帝国主义的最大特点是以霸占土地为帝国的要务，而领土争夺又往往是不同帝国之间的战争和冲突的导火线。

《帝国的衰落》一书中对美国立国后的领土扩张有这样的描述：在1775年独立战争爆发之前，开国元勳们对帝国主义本身的概念并无异议。美国独立后便在美洲大陆大肆扩张，并导致其原住民的种族灭绝。“旧西北领地让美国联邦政府首次体验了殖民统治。……‘昭昭天命’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种族主义的、准宗教式的理论，它支撑着美国对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北美所有土地的主权主张。”之后，“美国在中美洲的帝国控制比在世界其他任何地区都更为全面。”“1898年美西战争后，古巴、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成为美国殖民地。其中两处领土（波多黎各和维京群岛）成为美国殖民地，另外三处——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海地——则透过一系列类似欧洲帝国主义的手段进行控制。”此外，美国又通过推翻夏威夷王国的女王而把夏威夷纳入美国的领土。

二次大战后，由于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去殖化运动风起云涌，要保留原来的殖民地或建立新殖民地颇为困难，因此美国便不得不改用其他方法——主要是经济、政治和外交手段——来建构“大美帝国”，当然军事威吓和可能的军事介入依然在背后发挥关键和不可或缺的作用。以此之故，纵然二战后欧洲国家的殖民帝国因为其殖民地纷纷独立而轰然倒塌，但“大美帝国”却依旧屹立不倒，而一些欧洲国家的前殖民地甚至被纳入其中。可以说，二战后的“大美帝国”是一种“新型”的帝国主义，与过去的帝国主义在掠夺和压迫的本质上虽然相同，但在形式上却有异。

以“规则”为名掠夺资源

布尔默─托马斯指出：二战后，美国建立的“帝国”，是建基在美国制定的规则之上，并以美国控制的机构为支撑。这些结构包括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及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会和世界银行。其赖以存在的价值观随后由一系列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比如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美国之音（VOA）、政党、跨国公司、媒体、教育与文化机构、宗教组织和美元传播到海外。它并不依赖于领土扩张，因此，在理想情况下，美国无需干预他国事务。这些机构将确保其他国家遵守规则，而国家行为的道德力量将鼓励它们这样做。

当然，在某些情况下，美国也会对其他国家进行干预，包括介入其选举过程。美国的干预采取了多种形式。有时是直接的，涉及美国军队；有时则利用代理人；很多时候，尽管当时并未被广泛意识到，但干预是秘密的，即使是按照美国法律也并非总是合法的。这种干预发生在“大美帝国”活动的各个地区——西欧、亚太地区、中东、非洲和美洲。对此，大卫．A．莱克（David A. Lake）在其《间接统治》（Indirect Rule）一书中有详细描述。

美国所建构的所谓“自由国际秩序”、美国向全球提供公共产品（航道畅通、维持地区和平、信息流通系统）、美国对外开放的市场、美元作为最重要的国际货币、美国适度容许或容忍其他国家和地区搞点贸易和产业保护主义、美国的大量对外投资与援助都是长期以来支撑“大美帝国”的工具。也就是说，美国除了利用其“帝国”对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剥削和掠夺外，同时也为它们提供一些对其的发展和福祉有帮助的事，不完全是只取不予，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大美帝国”的国际“认受性”。

此外，一般人比较忽略的是，数以百计的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和设施也是“大美帝国”的重要支柱，而那些基地和设施在本质上其实也是美国在海外的“殖民地”，亦彰显了武力在建构和维护美帝国主义中的关键性。美国大学人类学教授大卫．瓦恩（David Vine）在其著作《战争中的美国》（The United States of War）中指出，历代美国领导人透过建构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外军事基地网络，将美国锁定在一个自我延续的永久战争体系中。“军事基地将有助于维护联盟关系，保障美国企业的盈利机会，并获取自然资源，例如对资本主义日常运作和军队本身至关重要的石油供应。”“大量的海外军事基地成为‘美国帝国’控制的主要机制，使其控制的领土与实际占领的土地面积严重不成比例。军事基地体系代表着美国实力的急剧扩张，也是美国维持战后霸权的重要途径。”

综上所述，在二战前，“大美帝国”在形式和本质上与欧洲国家的帝国并无二致。在二战后，尽管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即不以控制疆土为基础，但在控制和掠夺资源和财富为目的上，“大美帝国”与欧洲国家的帝国在本质上并无不同。

“炮舰外交”加速霸权崩塌

然而，近年来，随着美国的国力下降、中国的崛起、俄罗斯的再起、一些区域性大国的冒起和全球南方的兴起，美国感到极度焦虑和不安，一方面觉得“大美帝国”面对严峻挑战，另方面则发现维持其“新型”帝国主义的成本越来越高、但收益却越来越少。简单来说，美国难以像过去般向“大美帝国”的成员提供一些好处和利益以换取它们向美国归顺，而美国不但越来越不愿意遵守其制定的国际规则，反而粗暴摧毁其构建的“自由国际秩序”。

为了阻止“大美帝国”走向分崩离析，美国最近明显揭开其过去的“怀柔政策”和“与人为善”的面纱，暴露其本来面目，积极利用其手上仍然庞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尤其是前者——对其他国家进行明目张胆的抢掠和侵略。特朗普政府威胁用武力夺取加拿大、格陵兰和巴拿马运河，并悍然践踏国际法、对委内瑞拉动武和掳走其总统与其夫人，目的是要控制和夺取该国的石油。美国又为了自身经济利益，不惜以关税和其他保护主义手段对全世界发动贸易战，并对包括其盟友在内的国家进行恐吓和勒索。这种试图通过武力侵略和经济胁迫来扩张领土、抢夺资源、逼迫他国就范和争取美国利益的手法，是美国重回旧帝国主义特别是领土和资源帝国主义老路的明显迹象。

更令人唏嘘叹息的，是美国不再如旧式帝国主义般用道德理据或崇高理想来“合理化”其霸凌行为，反而赤裸裸地诉诸自身狭隘利益和不对等的交易主义（transactionism）。不过，姑无论其最终能否成功，但美国重回旧式帝国主义的姿态和行为已经昭然若揭。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学教授阿尔弗雷德．麦考伊（Alfred W. McCoy）在2026年1月13日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是一个‘衰落的帝国’，其衰落遵循着一种可预见的模式：在海外推行军国主义，在国内陷入政治动荡，同时其在世界舞台上的实力和影响力也在不断下降。”他预言，“美国帝国”还会延续一二十年，直到美国国力最终不断流失。在衰落过程中，美国会向海外派遣军队，并认为某种形式的军事干预能够让美国重新夺回正在从手中溜走的全球权力。他指责美国正在重蹈其他帝国灭亡的覆辙，走上炮舰外交的道路。

毫无疑问，在世界走向多极化、民族主义炽烈、中国崛起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公义的中流砥柱的今天，国力不断下滑和在国际上愈趋孤立和失道寡助的美国，要继续维护“大美帝国”不啻是缘木求鱼，勉强为之只会加快帝国的崩塌和美国国内的斗争和动荡。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